碳风险对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巴黎协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巴黎协定》签署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碳风险对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碳风险越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低。机制检验表明，在环境规制下，企业在碳风险压力下主动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并提升了ESG表现，审计师则降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审计师行业专长程度对企业碳风险的环境审计结果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在区分企业规模、内部控制质量时，碳风险对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也表现出异质性。本文将碳风险与非标审计意见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为发挥环境审计作用约束碳排放行为提供了新视角，也对于深入推进减污降碳、实现双碳目标具有政策启示。     

环境审计能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央企审计结果公告的分析

既有研究主要分析公司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鲜有文献将环境信息不对称纳入分析框架中，探究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根据2010-2018年审计署发布的央企审计结果公告，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环境审计工作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机关实施的环境审计不仅可以直接倒逼国有企业从事绿色专利研发活动，还能缓解环境信息不对称，强化外部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环境审计倒逼的绿色专利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公众环境关注和市场化水能够有效强化环境审计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在竞争强度更高的行业，环境审计能够促进更多的绿色创新。     

碳风险与审计定价的“波特假说之谜”——基于《巴黎协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6年我国签署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碳风险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巴黎协定》这一强碳监管信号释放后,相比于低碳排放企业,高碳排放企业的审计费用显著下降。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绿色转型是影响碳风险降低审计费用的作用机制。此外,对于民营企业和内控质量高的企业,碳风险与审计费用的负向关系更加显著。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审计师在做出审计定价决策时考虑了碳风险下企业绿色转型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碳风险与审计定价的相关研究,并为强化审计监督赋能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     

国家审计对董事联结企业盈余管理的外溢效应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国家审计的作用不只体现在对被审计单位的直接效应，还体现在通过一定组织和人员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可以经被审计企业的连锁董事向董事联结企业溢出，抑制联结企业的盈余管理；连锁董事及联结企业的不同特征在国家审计对联结企业盈余管理治理中发挥了不同作用。国家审计对董事联结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降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收费。研究结果不仅证明了国家审计的监督作用可以经连锁董事向非被审计企业外溢，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国家审计对董事联结企业盈余管理作用的“黑箱”，也有助于更全面认识国有企业连锁董事的积极作用，更全面准确评价国家审计的监督治理效应。     

中央环保督察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创新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和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异质性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应用情境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仅体现为策略性行为，且其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仅在“回头看”地区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显著；环保投资是中央环保督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     

“存贷双高”异象的审计监督——基于审计意见的实证检验

近年来，以康美药业、康得新等为代表的“存贷双高”企业股债双雷现象频发，引起了资本市场的极大震动，如何从信息中介的视角识别“存贷双高”异象的风险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发现，具有“存贷双高”特征的企业更容易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表明审计师能够有效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其内在机制是审计师识别到“存贷双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高，从而提高了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从调节效应看，提高审计师行业专长和公司治理水平有助于缓释“存贷双高”异象的审计风险；进一步分析表明，审计师能准确识别“存贷双高”程度、区分“存贷双高”类型等，并选择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来降低自身风险。研究对于理解审计师在降低“存贷双高”风险方面的信息中介作用、丰富审计意见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为提前防范市场风险提供了经验启示。     

稳定业务关系、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费用

稳定的业务关系对于企业防范外部冲击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供应链上的稳定业务关系既可能带来“收益效应”也可能带来“风险效应”,企业的关系特征如何影响审计师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值得关注。研究发现,稳定的客户、供应商均能降低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在稳定业务关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稳定业务关系通过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而降低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在客户/供应商交易占比较高、处于非耐用品行业以及物流成本较高时,稳定业务关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研究从供应链视角丰富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企业维护稳定供应关系、发挥供应链的监督治理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环境审计对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调节效应

为履行双碳目标的国际承诺，强化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是必由之路。政府环境审计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该作用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宏观数据视角，考察了政府环境审计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当地环境质量越好，政府环境审计在环境治理中正向调节效应越显著，对生态环境起到更为积极的监督治理作用。拓展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媒体关注、时间效力等对政府环境审计的调节效应具有不同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环境审计的效力具有衰减性。研究结论既为政府开展环境审计更为有效治理环境问题、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各地经济建设、环境审计及环境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ESG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ESG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显示：ESG信息披露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机制检验表明，ESG信息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资源效应、成本效应和市场关注效应来实现；将内部控制、审计质量和企业绿色创新引入实证分析中发现，内部控制、审计质量和企业绿色创新均能够强化ESG信息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ESG信息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重污染、大规模以及两职分离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如何有效利用ESG信息披露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信息化赋能与地区环境治理——基于省级审计机关的经验证据

在科技强审的时代背景下，信息化是否为国家审计赋能进而促进了国家治理？本文基于环境治理视角，选取2009-2018年我国省级审计机关的面板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国家审计信息化指数，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信息化对审计功能发挥以及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信息化促进了审计功能发挥；国家审计信息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环境治理水平，审计功能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在环境关注度高、地方政府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国家审计信息化对地区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为审计信息化的赋能效应及其治理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国家审计信息化经济后果的文献，并为信息技术环境下环境治理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绿色转型与市场激励效应

为从资本市场视角检验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治理转型的有效性,本文借助绿色债券这一“市场型”政策工具和双重差分模型,利用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所能获得的市场激励结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以后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企业的股票超额收益,并同时降低股价暴跌风险;企业利用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能够获得市场激励,但激励程度在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同时也受到企业信用风险和内部治理水平的调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绿色治理绩效提升和融资约束程度缓解是绿色债券促使企业获得市场激励的内外动因,同时由信息渠道引发的市场专业主体关注和治理效应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带来有益政策启示。     

国家审计如何促进区域创新?

创新活动具有方式灵活性、探索周期长、路径不确定性等特征，对审计工作思路提出了新要求。本文研究发现，国家审计的建设性作用可以促进区域创新，这有助于明确国家审计在区域创新中的定位。进一步研究发现，督促创新资源的有效落实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是国家审计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区域创新的重要机制；当审计机关信息化建设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大时，国家审计的建设性作用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国家审计影响区域创新的效应、机制和情境，为更好发挥国家审计的建设性作用从而推动区域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线上销售与审计调整

线上销售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我国消费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线上销售对审计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线上销售程度越高，审计师审计调整的幅度越小；审计调整程度的降低主要为向下审计调整程度的下降，而向上审计调整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同时，审计师对线上销售程度较高的客户公司也降低了审计收费。进一步研究发现，线上销售比例较高的客户公司，其审计前盈余质量和审计后盈余质量都显著更高；Wind线上销售数据的披露放大了线上销售对于审计调整的降低效应。此外，线上销售降低审计调整的效应主要体现在具有丰富经验或具有职业怀疑特征的审计师所审计项目之中，以及内部治理较好的客户公司之中。本文的结论有助于利益相关者理解线上销售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以及审计师行为的影响。     

企业绿色沉默能否对冲碳风险溢价？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的高碳排放企业为样本,构建沉默式披露数据库,考察企业绿色沉默与碳风险溢价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企业绿色沉默能有效对冲自身碳风险溢价,沉默程度越高,越能抑制碳风险溢价;(2)绿色沉默通过降低市场关注压力和提升外部债务融资水平来对冲风险,伴随碳排放水平、市场竞争强度与环境政策变迁压力的不同,沉默的风险对冲效应有所差异;(3)绿色沉默具有行业转嫁效应,会加剧同行业竞争对手的碳风险溢价。这说明,沉默式披露是企业转嫁内部风险来应对外部性压力的自利行为,应当警惕和预防绿色沉默在企业间的蔓延,降低社会系统性碳风险。本文补充和发展了企业绿色沉默与碳风险溢价的相关研究。     

ESG表现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选取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良好的ESG表现能够发挥监督效应和声誉效应，即通过提高企业的外部监督和声誉水平，进而抑制其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信息环境越差，ESG表现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越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ESG表现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抑制作用越为明显。研究基于企业ESG表现这一非财务指标，扩展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肯定了良好的ESG表现在微观的企业层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对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环境信息公开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信息公开对推动绿色创新、促进减污降碳,最终实现"双碳"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为目标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DID方法分析了高环境风险行业和低环境风险行业在该标准实施前后的绿色创新表现.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后,高环境风险行业的绿色创新积极性显著提高,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非专利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分析发现,更严格的环保执法、更有效的公众监督以及更及时的媒体监督能够进一步强化环境信息公开的绿色创新效应,并且显著改善了当地空气质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将更多的环境信息纳入国家监测体系,从而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国家审计、研发资助与企业创新

国家审计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能够有效促进研发资助激励效应,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本文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国家审计对研发资助的监督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了国家审计对研发资助激励效应的提升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国家审计能够显著且有效促进研发资助的激励效应,且该促进作用在法制环境较好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国家审计这种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和改善内部控制有效性功能促进了研发资助激励效应。研究结论为聚焦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审计更好精准发挥对财政资助的监督路径,深化国有企业对国家审计的正确认知及促进企业创新提供一定的启示。     

中国碳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溢出效应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制度创新，二者相互作用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17—2022年中国碳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数据，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法和由广义方差分解谱构建的溢出指数方法，探究两个市场间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碳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且碳市场与绿色债券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强于绿色股票市场；（2）短期内碳市场是溢出的净接收方，受其他市场的溢出影响较大，而中长期碳市场对外溢出增强，转变为溢出的传播方，对其他市场产生影响；（3）碳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在正收益环境下大于负收益环境，两个市场之间的正向情绪传染占据主导地位；（4）特殊事件降低了碳市场与绿色债券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但是对碳市场与绿色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影响较小。研究结论对中国碳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可以提高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对于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强化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激励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是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增进效应在低现金水平、小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地区创新氛围和市场发展活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地区创新氛围的增强和市场出清的加速，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将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审计报告改革的中国经验:基于审计延迟的视角

以2018年全面开展的中国审计报告改革为背景，通过刻画改革窗口及风险导向审计行为特征等变量，检验了审计报告改革对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报告改革之后，审计延迟总体上显著增加，这是改革的“威慑-增责”效应使然；审计报告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应对数量越多及具有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显示审计师执行了越勤勉的风险导向审计行为，会形成越长的审计延迟，这源自新审计报告的风险“视窗”和努力“视窗”效应。此外，审计报告改革对审计延迟的影响还显现出企业内部控制层面的差异。研究支持，在中国市场条件下的审计报告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审计师的风险导向审计转型，并具有审计延迟层面的政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