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路径研究

基于2003—2017年65个国家的数据,文章构建了个体固定效应下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和传导作用机制,并将65国分成逆梯度组和顺梯度组进行对比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经济规模这一中介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起推动作用,其次是技术溢出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最小;(2)在全样本组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一链式传导路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3)顺梯度组中的链式传导路径与全样本组相同,而在逆梯度组中的链式传导路径则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并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链式传导机制作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6国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PRS发布的ICRG中“一带一路”沿线56国的国家金融风险数据,探讨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金融风险各因素对中国OFDI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东道国债务偿还能力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汇率稳定度和外债占GDP的比例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常账户余额占总出口百分比在不同模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明显的“逆向选择”现象,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较高。为有效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应继续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开放,增强国际金融风险应对能力;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投资监管,提升跨国企业金融风险防控水平;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冲击。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60个沿线国家在2003-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正向关系,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中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而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OFDI的正向贸易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还是存量转换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能,在促进中国企业向沿线国家对外投资上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BRIPE)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向非沿线国家的OFDI呢?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BR-IPE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BR-IPE对中国企业在非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增量引致”效应。动态效应上,在“一带一路”沿线倡议实施之后的前三个年度,BR-IPE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存量转换”效应,即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挤出了企业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之后,BR-IPE的正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即对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显著的“增量引致”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BR-IPE对企业向非沿线国家OFDI的“增量引致”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非沿线发达国家,而对国有企业、非沿线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存量转换”效应。进一步地,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是BRIPE影响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高“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

基于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通过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来提升对外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而政治互信在样本期内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新兴优势产业以及投资目的为非邻近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上。     

基于比较优势动机的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比较优势动机的关系，使用2015年中国制造业内25个细分行业对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截面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同时受到比较优势动机和市场准入动机的影响，并具有明显的劳动力寻求型动机；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总体上符合比较优势动机，未出现偏好逆转的情况。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9年国别数据构建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以衡量包容性发展水平,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效应。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等机制发挥作用。(2)“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发展效应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一路”国家,对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不具有明显的分化效应。(3)拓展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并未显著提高沿线国家债务增长水平,“债务陷阱论”缺乏实证基础。本研究对于全面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效应,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互利共赢,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OFDI:基于注意力配置视角的机制研究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引起广泛关注,而较少研究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机制机理。文章基于2011～2018年《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以百度搜索指数作为管理者注意力配置指标,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结论表明：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OFDI总量实现逆势增长,且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及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仍然成立;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对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海上丝绸之路及与中国邻近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进管理者对沿线国家的注意力配置,进而促进中国企业OFDI。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及风险分析

能源方面的合作尤其是油气领域的合作,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和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均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投资环境及存在的风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有助于中国继续高质量地拓展海外油气市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共同发展,同时也是实现国家战略发展的必要环节。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利用投资引力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东道国数字化政府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吸引了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异质性方面，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数字化政府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则没有影响。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跨境流通的OFDI效率提升效应

人民币跨境流通是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其流通水平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值得研究。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跨境流通能够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中国OFDI效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一带”沿线国家、高制度质量国家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中国OFDI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中国OFDI效率影响的汇率传导机制成立，表现为负向弱化作用。中国应当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推动投融资便利化，加强制度合作，提升投资效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度量与评估：基于主成分法面板数据的分析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热情高涨。近年来的企业实践表明，由于企业缺乏对沿线国家诸多风险因素的认识，使得企业对外投资面临诸多问题。本文基于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从政治风险、主权信用风险、经济风险、对华关系风险和社会弹性风险等5个方面的45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各国的总风险、地区分组、时间变化趋势等。稳健性分析显示，这一综合风险评估稳健性良好，评价结果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和科学性，为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对外投资风险提供了一个量化的决策参考。     

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对贸易强度关系的影响与机制——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强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对沿线国家的承包工程业务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文章采用贸易强度指数模型,对2006-2018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通过提升特定国家偏向提高了与合作建设国家的贸易强度。以上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及建立紧密贸易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俄罗斯及泰国直接投资分析

近年来,我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上,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新增长点。本文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选取了俄罗斯和泰国这两个国家,先整体上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来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再分别对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阶段我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属于资源导向型与市场导向型投资,这是由于当地具有丰富的矿产、能源资源;对泰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了橡胶制品、农产品、矿物质加工、陶瓷纺织、金属制品、机械设备领域,属于资源导向型投资。未来我国对俄罗斯和泰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综合考虑多重动因机制下带来的投资机遇与潜在风险,拓宽投资范围,合理利用当地的优惠政策,引导我国产业"走出去"。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环。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特征和空间关联,本文运用2005—2015年中国对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证实了第三国效应的三种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第三国市场潜力和第三国不可测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但这些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异,劳动力成本过高是阻碍中国在沿线高收入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关注自然资源获得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结算风险分析与对策研究

本文针对“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结算风险分析与对策进行研究,本文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圈、沿线国家金融合作程度、人民币国际化等角度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家国际结算创造的发展机遇,并且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结算风险产生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指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结算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结算风险的应对措施,通过研究为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针对国际结算业务优化风险控制工作提供参考。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的研究

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文章以世界经济论坛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强于非沿线国家样本,二是在低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中强于高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更多是处于被模仿的地位,需要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敦促沿线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文章结论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政策导向提供了实证基础。     

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和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分析

投资便利化是提高投资效率和降低投资风险的重要保障。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探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和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和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普遍较低，且存在一定协同效应；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与双边GDP、东道国战略资产水平、城镇化水平正相关，与双边距离负相关；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相应指标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和投资风险的影响程度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