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协定承诺的覆盖率对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

文章借助WTO与世界银行联合建立的Integrated Trade Intelligence Portal数据库构建服务贸易协定承诺的覆盖率指标,选取Trade in value-added数据库2005年至2015年27个国家(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1)服务贸易协定生效在短时间内对制造业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出口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且随着生效年限增加,促进效应也在加强;(2)服务贸易协定承诺的覆盖率越高,对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促进作用越强。根据国家收入水平对服务贸易协定进行分类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1)发达国家(地区)与其他国家(地区)签订服务贸易协定对其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提升没有显著正向影响,甚至表现出负面影响;(2)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能够在生效2年后显著促进发展中国家(地区)制造业国外增加值出口。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如何影响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基于规则网络结构权力的研究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达成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机制分析显示,共同的第三方贸易规则关联对双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存在促进效应,但该影响随着与第三方经济体构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数量的增长逐渐减弱;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关系的结构权力会推动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增长,而网络节点的结构权力会稀释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异质性分析揭示,规则条款和规则模板的不同对增加值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随着规则广度的扩张和深度的强化,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的推动作用逐步增强。基于以上结论,中国在构建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时,不仅需要关注规则的深度,还要注重伙伴关系的选择,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     

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

本文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对涉及42个国家(地区) 2000—2014年的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进行测度,并利用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库考察了RTA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总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服务章节引用《服务贸易协定》相关规则、包含国民待遇条款、允许无商业存在条件下提供贸易、允许自然人流动以及包含审议条款能够显著提高缔约国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联。进一步研究发现:一方面,经济水平发展相似的国家深化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可以获得更高的增加值贸易关联水平;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可以通过削减双边国家的贸易成本提高企业出口预期信心,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吸收来自国外高效率的生产环节,提升双边国家的价值链嵌入水平。     

区域贸易协定对我国服务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贸易文本深度的实证分析

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服务贸易合作已经成为一国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高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UIBE GVC指标数据库,选取我国和60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利用PPML等方法,研究服务贸易文本深度对我国服务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文本深度对于我国服务业出口增加值有着积极影响。其中,无商业存在的作用最大。从分部门来看,文本深度对不同服务业部门的影响也各有不同。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竞争也对我国服务业出口增加值有着重要影响,保护效应对我国服务业出口增加值有着促进作用。基于此,应提高我国服务业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服务业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内对外开放。     

RTAs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球50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结果表明:缔约国之间签订的RTAs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承诺水平越高,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显著;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细分为数据流动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和数据保护规则后发现,数据本地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其他部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金融服务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强;缔约国整体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小;缔约国之间的数据监管环境差距越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越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距离和扩大出口国的双向FDI规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结论证实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我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动态变化及国际比较——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采用KWW方法并基于2016版WIOD数据测算出中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加值,以此为基础重新估算了2000-2014年中国及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时期内,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多数经济体的总体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差距在逐渐拉大;按要素密集度进行分类测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则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但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不仅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也落后于同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巴西和印度。     

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对数字服务贸易二元边际影响的经验研究

文章基于2014～2018年31个代表性出口国的数据,利用计量模型考察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对数字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1)贸易双方实施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措施阻碍出口国的数字服务出口二元边际扩张,且出口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所带来的抑制作用更强。(2)深入分析发现,出口国通过改善和提升其网络安全建设能力、数据安全技术使用强度、互联网普及率、ICT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可降低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对该国数字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抑制作用。(3)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对数字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出口国或进口国是否为欧盟成员国及贸易部门结构而异。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制度完善及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利用好区域贸易协定以扩展出口市场

次贷危机负面影响的蔓延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已使我国对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美国的出口减速。其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日本等受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将放缓,这也将一定程度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此外,受国内     

区域贸易协定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基于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系统总结区域贸易协定(RTAs)和全球价值链(GVC)的发展趋势以及两者相关性的基础上,提出了RTAs影响增加值贸易关联的理论机制、传导路径及研究假说,并且首次利用最新开发的中间产品引力模型以及增加值贸易数据,实证研究RTAs对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管是对于加总服务行业还是细分服务行业,RTAs均能够显著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联;(2)区分不同类型RTAs的估计结果表明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RTAs开放度的加深而增强,即欧盟和负面清单类型的RTAs相比于正面清单类型的RTAs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3)区分三组不同双边国家组合的估计结果显示,只有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RTAs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发达国家之间的RTAs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本文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措施.     

数字化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发展趋势,作为其重要核心的数字化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并与各产业深度融合,影响着全球价值链重构及产业转型升级。文章探究数字化服务贸易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发现,数字化服务贸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渠道检验显示,数字化服务贸易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进口产品种类及服务投入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强,数字化服务贸易对发达国家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更大。文章研究为评估数字贸易对制造业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中国数字化服务贸易发展和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提供了路径选择和政策启示。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变对ICT产品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增加值视角,本文以OECD-TiV A数据库2000—2018年67个经济体为样本,研究数字贸易规则对提升ICT产品出口增加值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经济体之间数字贸易规则的缔结对ICT产品的出口增加值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并随着对规则承诺水平的提高不断强化。相较于其他条款,“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类条款的促进效应更强;相较于ICT服务部门,ICT设备部门对提升产品出口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相较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参与签订的数字贸易规则对提升ICT产品出口增加值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中国国内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完善的建议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与货物贸易一并构成两大贸易支柱。GATS作为第一部世界服务贸易框架性规则,对服务贸易的发展和顺畅运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其保护程度和开放程度已逐渐难以适应当前服务贸易的发展。多哈回合的停滞不前导致CPTPP等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相继产生,使得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服务贸易规则体系是中国调整国际服务贸易关系的法律集合,作为国际贸易法的国内渊源,中国国内服务贸易规则对于适应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衔接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即是通过分析国内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及不足,并在借鉴CPTPP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的影响

本文大量研究讨论了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我们基于Melitz(2003)模型,对企业互联网化进行了扩展,认为随着企业互联网化程度的提高,企业会更多地使用国内中间投入。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新浪微博的数据匹配,研究表明:(1)从贸易方式来看,企业互联网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2)区分企业所有制、所在省域和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发现企业增强互联网化程度对提升国内中间投入使用的促进作用会因企业所有制、所在省域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稳定性的不同而异,互联网化对非国有企业、东部省份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3)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企业互联网化主要通过提高国内中间投入的使用这一渠道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据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通过加强自身业务同互联网的融合,提高了国内中间投入的使用,有助于提升本国企业出口竞争力。     

服务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以当前经济增长情况为背景,就服务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作出探究。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服务业已经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服务出口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来源。在未来经济增长发展的过程中,国内要积极提升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势,同时要优化服务出口结构,提升服务出口竞争力,提升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继而为服务出口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服务贸易作用的重新评估:全球价值链视角

服务在贸易中的作用一直被忽略,直到近年来,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我们对服务业作用的认识从作为中间投入提升到服务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利用最新的增加值贸易测算和分解方法,测算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并初步考察了企业内置高端服务活动的价值.研究发现:(1)服务业增加值的直接出口相对比较少,主要通过隐含在制造业部门而间接出口.服务业各行业前向联系的增加值出口与相应行业总值出口的比率几乎都大于1,且该比率远大于第二产业.(2)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被低估.按增加值测算方法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比重达31.32％,比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计算的服务业比重(13.92％)高17.4个百分点.(3)无论是按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还是增加值测算方法,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甚至比印度服务业出口比重还要低.(4)中国制造业部门内置的高端服务活动(研发、管理)的比重较低,导致出口中来自制造业部门的内置服务活动价值的贡献很少.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2014—2020年68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分别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对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积极作用。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区分经济体类型可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大;区分服务行业显示,对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区分制度质量表明,政治、金融、经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依次增强。研究结论为中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政策进而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