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环境、趋势及其路径选择

本文在考察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环境的基础上,从实践层面探讨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中国路径。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应该从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和优化全球价值链、紧抓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维度,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能否提升全球分工地位?

本文将数字要素与全球分工地位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通过理论与实证考察数字要素投入对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对其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存在显著积极影响，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门槛检验发现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与其全球分工地位间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单一门槛形式。创新效应和网络效应是数字要素投入推动装备制造业GVC地位攀升的可能渠道，其中创新效应具有非线性影响，而网络效应具有直接效应，调节效应不明显。     

数字经济、生产要素结构和地区价值链地位攀升

在数字经济下,数据要素的加入使生产要素结构发生变化,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结构可能有助于地区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系统探讨数字经济对地区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并通过构建生产要素结构测度指标体系,探究生产要素结构的中介效应、考察数据要素配置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地区价值链地位,其中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尤为明显,这一结论在使用外生政策冲击克服内生影响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物质-劳动力要素结构已成为数字经济推动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渠道,数据要素暂未呈现显著正渠道效应。此外,数据要素配置在数字经济推动价值链地位攀升中呈显著U型门槛效应。由此,各地区需要借数字经济助力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尤其是重点培育数据要素,以实现价值链地位的不断攀升。     

流通业数字化投入与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度

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通信技术向传统商贸流通业的深度赋能已然成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的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实证检验流通业数字化投入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度的影响,并基于“质量”和“效率”双重视角考虑了国内市场条件在其间的互补性作用。研究发现：(1)流通业数字化投入水平提升有助于推动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化。进一步从具体作用机制来看,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度的提升主要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交易成本节约效应两条渠道实现。(2)异质性检验结果提示,在物流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竞争优势较低行业、省际数字化投入偏好性较强的样本中,流通业数字化投入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度的促进效应更为突出。(3)从“质量”和“效率”双重维度改善国内市场条件,能够“放大”流通业数字化投入对国内价值链分工的正向影响。因此,加大数据要素在流通中的渗透力度,在更广、更宽、更远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媒介交换,是有效推进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度提升的关键路径。     

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三级数字鸿沟”效应研究

当前全球价值链发展进入数字经济全面渗透的重构阶段，探究数字经济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三级数字鸿沟”效应，以及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先机是否能跨越这种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采用31个国家或经济体的样本数据证明，数字经济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正面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三级数字鸿沟”效应，即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较高位置的发达国家将获得更大的数字价值链控制权。但提早布局数字经济赛道的我国实践证明，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早期红利的发展中国家能有效跨越“三级数字鸿沟”，并通过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     

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亚洲开发银行（ADB-MRIO）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考察了2007—2021年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渠道实现。基于异质性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其中,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促进效应更明显。基于此,提出强化“数据”要素在数字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鼓励数字技术创新、增加高素质人才供给,为我国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一定参考。     

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

针对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学术界更多关注本土要素升级、高级要素培育以及发展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等作用。本文认为,相比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在以"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制度质量可能成为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来源,尤其是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对制度质量的要求更为"敏感"。以分工演进为切入点,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制度质量影响价值链分工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3年至2010年我国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并分别运用OLS法和TSLS法进行了静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计量分析,以及运用系统GMM法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揭示了制度质量的完善程度对于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此外,我们的实证研究还发现,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资本有机构成、基础设施以及外资利用也对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据此,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新要求,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制度质量,有助于中国加速攀升全球价值链。     

产品内分工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为例

本文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显示:参与产品内分工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阶段检验结果表明,并非参与产品内分工就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其作用的发挥需要有经济增长、资本积累、FDI和制度质量等相关支持性条件的协同;产品内分工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积累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等三种传导途径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同时,产品内分工也通过人力资本"挤出效应"和制度质量"弱化效应"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形成了阻碍。由此,本文提出加快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完善产业基础和培育服务体系等相关政策建议。     

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的新进展与应对策略

东亚地区是全球生产网络中最为活跃的地区,受多重因素影响,东亚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呈现新的态势,东亚地区贸易增加值区域化不断加深,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趋于短链化,数字化转型加速了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分工演进。构建东亚区域价值链,符合东亚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战略诉求,但域外因素对东亚价值链的冲击加剧,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东亚价值链重构也会引发东亚国家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影响东亚区域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为了更好地应对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面临的障碍和风险,东亚国家应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时机,主动推进域内各国进行有序的价值链分工与合作,通过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区域价值链,强化区域价值链体系的韧性和互补性,推进东亚区域价值链数字化转型,这对东亚国家实现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外贸结构调整路径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化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渐紧密,全球价值链重构其实就是资本的新一轮竞争与调整,各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应对措施会直接影响其对外贸易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走向。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也随之提高,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仍然处于劣势,价值链重构给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外贸结构的调整和规则的优化创造了机遇。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我国必须要作出应对策略,通过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适应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本文就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外贸结构的调整路径进行了研究。     

全球贸易衰退、价值链重构及中国出口价值链升级研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和价值链分工位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发达经济体国内价值链出现收缩,发展中经济体国内价值链出现延伸,全球贸易一改之前的长期增长态势,转而出现了衰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贸易增加值分布格局的改变、微笑曲线的变化及全球价值链的本地化区域化收缩,都推动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虽然全球贸易衰退会严重影响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但全球价值链重构有助于中国企业打破低端锁定局面。在此背景下,应积极引导中国企业从低端锁定转向锁定高端,加快构建自贸区网络以推动中国贸易向边境内深化,并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加快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从而实现中国出口价值链升级。     

异质性国际贸易网络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但在很多行业、领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仍受制于价值链主导者,迫切需要重构当前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提高自主权力。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实证研究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城市数据,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检验不同性质国际贸易格局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际贸易网络整体密度提升对经济增长质量有积极作用,俘获型网络权力集中程度提高、内部分化程度下降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消极影响,以“一带一路”为例的自主型贸易网络作用则与此相反。研究结论为中国积极构建国际生产分工新秩序、坚持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持性依据。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经济全球化的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将中间投入引入议价模型,构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模型,并利用2000—2008年中国制造企业数据,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关系;(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东部地区企业、私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3)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存在"劳动技能渠道"和"加成率渠道",但作用方向不同。为平衡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负面影响,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劳动收入效应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42个国家10年的经验数据研究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劳动收入效应的影响，研究证明：（1）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越高，劳动收入占比越低；（2）制度质量起正向作用；（3）全球价值链的劳动收入负效应主要作用于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制度质量改善，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技能劳动力收入提高。     

苹果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国根据其要素禀赋的丰裕程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文章结合要素禀赋理论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对美国苹果公司的运营进行分析,简要剖析了不同国家在苹果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扮演的不同定位及其收益与原因,分析认为中国目前的国际商务形势处于一种机遇与困难并存的情况,中国企业应该在这样的形势下抓住机遇,争取产业的升级,调整要素丰裕程度,从而在当代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路径

本文以全球价值链攀升动力机制为基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为视角,通过测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阶段及特征,分析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实现路径。研究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处于松散耦合阶段。中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应实现从低级要素向中级、高级要素升级,并不断进行产业组织创新;通过国内市场优势,实现国内分工体系重构,形成国家价值链(NVC);基于全球范围内关键要素的再整合,最终嵌入全球价值链(GVC),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数字经济赋能时尚产业发展的策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当前，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将从根本上改变时尚产业的生产方式、消费关系和供应链属性。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数字技术正成为推动北京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本文在分析北京数字经济赋能时尚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对数字经济赋能时尚产业发展进行SWOT分析，提出北京应充分利用新兴数字技术，加快建设时尚智造工厂、智慧时尚商圈、数字化沉浸式时尚消费场景等，推动时尚内容生产流程数字化、时尚创作主体专业化和时尚内容生产工业化，促进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北京市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重要支撑。     

全球价值链地位变化对贸易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增加值贸易的测算，深入探究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对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内在机理，以2007—2018年全球6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动通过影响一国的研发强度和创新效率对贸易结构产生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较发达国家更加明显。此外，从时间维度纵向探究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发现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越深，对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效果越好。     

国内研发及外溢、中间品进口研发外溢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经济发展动力由以资源和初级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和知识等高级要素。研发作为获得技术和知识等高级要素以及进行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途径,研发及外溢能否有效改善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体的影响机制如何?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国内研发及外溢和中间产品进口研发外溢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当期研发及外溢并不能带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国内研发及中间产品进口研发外溢的一阶滞后项对当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即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国内研发。从影响机制来看,科技机构数量所代表的制造业获得的科技中介服务程度是国内研发及中间产品进口行业内研发外溢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制,专利申请量所代表的科技创新水平是国内研发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制。     

制造业服务化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文章运用2000～2014年44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表,基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视角,综合测算了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并且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通过投入国内外服务要素所实现的制造业服务化有助于我国制造业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且随着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