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改变着全球价值链的格局。本文利用2004—2011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全面评估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效应,对外直接投资明显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并呈现出递增的持续滞后效应;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投资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更大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当地生产型企业的价值链推升效应明显大于商贸服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表现出超过整体平均水平的价值链分工地位促进效应。本文研究为中国继续有效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逐步构建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有力的微观经验支撑。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PSM-DID实证方法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背景下,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对母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及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克服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采用了倾向匹配得分和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为技术创新带来积极影响,其中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给企业带来的作用最为显著,以资源寻求的对外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FTA战略、价值链重塑与制造业企业工序智能化

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选取中国—东盟自贸协定(CAFTA)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双重差分因果识别策略,研究了FTA战略影响中国企业工序智能化的价值链重塑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FTA战略总体上延长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前向价值链长度,对其价值链重塑具有促进作用,且通过了双重差分估计的有效性要求及其他稳健性检验。FTA战略主要推动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本土中间品部门对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要素的使用,在价值链重塑传导作用下,企业国内工序智能化水平随之上升,而国际工序智能化水平随之下降;同时,价值链重塑发挥了人与工业机器人在任务分配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人机和谐”。并非所有企业工序智能化都会受到FTA战略的影响,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加工贸易企业在对高贸易壁垒伙伴国出口贸易的过程中,更加关注中间品的自主创新从而避免遭遇“卡脖子”风险,其通过价值链重塑对国内工序智能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后发经济体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升级机制研究——基于OFDI的研究视角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迅速深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活动日益密切,但是“中国制造”仍然面临“低端锁定”困局。鉴于此,本文基于对“低端困局”原因的剖析,从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出发,通过深入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影响机制,提出后发经济体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同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行路径。对后发经济体突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锁定”困境,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参考价值。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断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是提高还是降低,将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促进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约9.24%,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大于逆向技术溢出带来的替代效应。同时,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中盛行的明星企业效应,在中国企业中没有明显效果。扩展分析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不会加剧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阐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并以2011—2021年沪深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同时，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调节这种呈“U”型非线性特征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本文为我国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设时空分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学提升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低碳转型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了吗——来自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5—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及三个批次的低碳试点城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低碳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及路径。研究发现:低碳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此研究结果依然稳健;考虑了企业层面及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因素后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中存在异质性。低碳转型通过边际产业转移、绿色技术创新及数智化要素替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挥了促进作用。拓展性分析表明，外部环保治理力度在低碳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励作用中发挥了叠加作用。在企业内部“去制造业”的两类方式中，制造业服务化同样发挥显著的叠加作用，“脱实向虚”则呈现出显著的“挤占”作用。本文研究对开放条件下企业绿色转型及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与企业“走出去”的双向联动机制

本文系统探讨对外工程承包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理论机制分析表明，对外工程承包可能通过弥补所有权优势的短板、降低市场进入的所有权优势门槛和节约市场搜索成本的“推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通过放大东道国劳动力市场和制度的“拉力”吸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据此，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一方面，对外工程承包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直接投资。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分析之后仍然成立。扩展性分析发现，对外工程承包的“推力”推动了中国企业跨越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门槛、清除东道国制度障碍、打破企业所有制局限，并弥补了企业国际化经验的不足，从而验证了理论机制分析的对外工程承包联动企业“走出去”的“推力”机制。另一方面，对外工程承包放大了东道国劳动力市场、营商环境和制度质量吸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拉力”,同时对外工程承包引致市场寻求型而不是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从而驳斥了外界对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直接投资“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本文深入探讨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与企业“走出去”的双向联动机制，为各界理解对外工程承包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理论和...     

转型背景下中国OFDI结构演化分析——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需求结构的双重视角

本文突破了同质消费者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带有消费者异质性偏好假设的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模型,用于刻画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15年中国对98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时变系数模型检验转型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变化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受到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需求结构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且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和政府战略调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呈现出由资源寻求向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转变、需求端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动态演化趋势。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变化中的作用机制,发现国内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造成上述变化的重要内生推动因素,政府力量则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对外投资的需求端,并且只是起了加速作用。     

“两业融合”下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制造企业绩效——基于价值链分工视角的分析

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两业”融合发展既“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又“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理论的视角，本文运用2002-201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关系型生产性服务契合于小规模制造企业的需求能力，结构型生产性服务更合适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而中型企业利润遭受了“双重挤压”。机制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有两种渠道，关系型生产性服务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为制造企业降低成本，结构型生产性服务为企业创造差别化而提高其产品附加值。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能够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从而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推动政府主导平台搭建与大型企业向智慧服务转型是实现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经。     

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2-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的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融资约束是否具有缓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融资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同时也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出口效应"等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但缓解作用存在时滞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受投资东道国特征的影响,投资于OECD国家和非避税地的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重构全球价值链:基于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在世界经济新格局背景下,内外部多种力量推动了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有追求合理收益、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求,而对外直接投资是推动重构全球价值链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文章从价值链双边合作度、价值链相对地位双重维度构建全球价值链重构测度指标,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结构性视角探讨其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均存在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样本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子样本下其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相比金融危机前,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促进作用在2008年后更为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倡导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开放经济的环境效应受到学术界和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然而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国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还不明确，尤其是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微观研究十分匮乏。鉴于此，本文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减少企业污染排放，且这种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对外投资企业通过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而非加强污染物末端处理的方式实现减排。机制分析显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抑制污染排放的重要传导机制。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减排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于大中规模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出口平台型对外投资企业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强的减排效应。本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使用2009—2019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公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从投资决策和投资强度两个方面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主要促进了中国企业对高收入国家(地区)的投资概率和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两条渠道促进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沿海地区企业、低外部融资依赖度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基于投资动机的研究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在高收入国家(地区)开展商贸服务型及研究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当地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未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研究肯定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对促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及推动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     

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重点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和专利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有利于内资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作用分析显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吸收能力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效应正向调节着引进外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引进外资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正向调节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时溢出效应与逆向溢出效应互为前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与动机影响着双向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作用，仅在同一东道国市场和仅在不同东道国市场经营的内资企业、以市场开拓为海外投资动机的内资企业从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中获利。     

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政府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产物，不仅能有效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也影响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基于2005—2020年的统计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且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越高，这一促进作用越强，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同时，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不仅能直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能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探索了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影响因素，对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进行了分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提供了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

基于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通过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来提升对外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而政治互信在样本期内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新兴优势产业以及投资目的为非邻近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上。     

出口学习效应促进OFDI: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阐述了出口学习效应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制,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商品贸易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出口学习效应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学习效应通过形成企业技术优势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加工贸易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私营企业和其它本土企业,国有和外资企业出口学习效应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作用不明显;出口到发达国家以及具有更多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学习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在采用了Relogit模型后,这些结果依然稳健。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和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两条路径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和非沿海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