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分析

制造业数字化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本文基于2009—2018年的数据,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制造业14个核心行业的数字化投入,测度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机制。实证表明,制造业整体数字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抑制作用,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都有促进作用。最后从夯实制造业数字技术基础,充分发挥技术密集型行业带动作用与技术溢出效应和通过政策引导贸易规则建立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FDI前向关联与技术创新——东道国研发投入重要吗

本文通过构建FDI前向关联影响东道国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分析了研发投入在FDI前向关联促进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并利用制造业面板数据从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视角,实证分析了FDI前向关联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发现:总体上,FDI前向关联能否促进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起到重要作用。从按FDI进入程度分组考察来看,在FDI进入程度高制造业,FDI前向关联效应对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且随着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的增加而提高;在FDI进入程度低制造业,FDI前向关联效应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无明显影响,即使提高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水平也没有显著改变。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由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所形成的数字型基础设施,具有与制造业发展融合相长的最佳结合点.立足于制造业全产业链条,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匹配"三个环节阐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并基于2004-2018年我国283个地级市的爬虫数据和手工收集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对高效率制造业的正向影响更加强烈;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城市、高技术行业、高数字化行业和成长期企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强烈;在作用机制方面,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升级生产制造、改善市场匹配两条渠道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东亚生产网络分工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吗

在梳理东亚生产网络分工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基础上,基于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东亚生产网络分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结合影响制造业行业竞争力的国内因素进行考察,东亚生产网络分工对我国制造业整体以及不同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将东亚生产网络分工的作用效应进行分解,发现东亚生产网络分工主要是通过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技术外溢效应途径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的出口竞争力,但理论上所预期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未发生促进作用。东亚生产网络分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作用途径在制造业不同部门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东亚生产网络分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效应所驱动,即便是此类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程度很高的制造业行业所获得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却并非由东亚生产网络分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技术外溢效应所推动。这种分工状况容易导致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锁定效应,压缩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空间。     

服务外包有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吗——“两业融合”视角下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及三批次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两业融合”视角下服务外包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果及路径。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发展对制造业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此研究结果依然成立。考虑企业层面及OFDI区位特征因素后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存在异质性。“两业融合”视角下服务外包借助数智化要素投入效应、服务化产出提升效应对制造业企业OFDI发挥促进作用。使用行业层面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对投入服务化程度较低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具有促进作用,对投入服务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则会产生挤出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外包对数字化投入程度较高及较低的两类制造业企业“走出去”亦会产生负向影响:前者同样表现为挤出效应,后者则表现为数字化投入较低的制造业企业对服务外包政策的响应不足。本研究对高水平开放下“两业融合”与中国企业国际化多元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基础和路径探析

2022年3月2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要破除市场壁垒，打通要素循环堵点，建设高水平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如何布局建设统一大市场将影响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质量。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存在内需潜力尚未完全释放、技术创新水平有待提高、市场壁垒障碍亟待破除等问题。因此，提出提振内需活力，增强消费需求；鼓励技术创新，培育中高端产业价值链；疏通要素资源流动堵点，打造统一大市场等建设着力点，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意见的方法转化和具体落实。     

国内价值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在构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延伸国内价值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培育能够通过提高固定成本投入效率和生产率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东部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产品质量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扩展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增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因此，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是中国制造业摆脱“大”而不“强”困局的关键。     

数字经济、融资约束与创新投入

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红利来促进制造业创新投入，是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实证研究2011—2021年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经济水平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制造业企业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在此过程中，融资约束发挥中介作用，企业通过提高数字经济水平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加强创新投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在民营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中效果更加显著。     

双重价值链、空间溢出与制造业增长

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增加值核算框架，本文测算了中国省际地区参与双重价值链的程度，并构建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市场化改革、交通网络等对制造业增长的空间影响的实证分析框架，考察产业间关联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及动态演进过程。研究发现：参与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均促进了制造业增长，前者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且存在地区的异质性，后者相反；参与双重价值链对低技术行业产出的促进作用高于其对高技术行业的作用，出口升级可促进本地制造业增长且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进口投入占比直接降低本地制造业增长，且对低技术行业产出的负效应大于高技术行业；市场化改革、交通网络和资本劳动比例促进制造业增长。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投入数字化已经成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探究制造业投入数字化的“量”与“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会通过降低企业成本的渠道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企业规模大小差异、数字要素投入来源差异及制造业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差异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差异化影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效应产生明显的负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要素的投入质量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我国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演进机制的实证研究

运用中国1986年～2010年制造业与流通业的相关数据,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建立制造业总产值与流通业增加值、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非线性模型,通过检验即期、滞后1期和滞后2期流通业增加值与制造业总产值之间的定量关系,发现流通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中还发现资本投入对制造业发展影响作用要比劳动投入更加显著。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基于价值链延伸的视角

本文将空间集聚因素纳入Melitz(2003)、Kee和Tang(2016)的模型,探讨国内价值链延伸视角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空间集聚能够强化这一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后发现：空间集聚的强化作用只对一般贸易企业产生显著影响,对混合贸易企业不显著;而对于加工企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对其出口国内附加值不产生直接影响,而是主要通过出口集聚产生间接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引致出口集聚和技术溢出,通过降低国内中间品投入的相对成本促使企业将更多生产环节转移至国内,由此延伸国内价值链并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本研究证实了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对内产业集聚化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是延伸国内价值链、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有效途径。     

制造业数字化能否发挥“稳链”作用——基于价值链波动视角

本文基于2000—20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了制造业数字化水平并构建了价值链稳定性指标,利用跨国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增强了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稳链”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多种方式验证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显示,源于国内的数字投入具有关键作用,能够促进价值链稳定性提升,而源于国外的数字投入影响不显著;制造业数字化主要增强了上游行业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链的稳定性。机制分析显示,制造业数字化主要通过降低价值链成本、改善价值链效率、缩短价值链长度三个渠道发挥“稳链”作用。本文提出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进程,提高制造业数字化的质量与水平,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作用,从而增强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     

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兼论政府环境治理的调节作用

流通数字化发展作为传统流通业与数字技术融合而生的新型流通模式，是打造绿色流通体系的重要引擎，对实现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测度流通数字化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流通数字化发展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碳减排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强化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行业分析显示，流通数字化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减排效果最佳，制造业次之；地区分析显示，在中部地区和人口密度中等分布区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更强，政府环境治理的调节效应更明显，但在西部地区和人口密度中等分布区政府环境治理存在形成“以邻为壑”减排模式的风险。     

海航天天快递西安集散中心正式投入运营

近日，海航天天快递西安集散中心正式投入运营，由此打通了海航天天全网至西北、西南的通道，提高了西北、西南发往全国的快件中转时效，促进了公司西北网络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服务业管制改革与制造业生产率——基于三水平多层模型的研究

本文在服务业管制改革影响制造业生产率的微观-中观机制基础上,利用三水平多层模型对1996-2008年OECD22国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平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外国服务替代了本国服务,外国服务投入自由化指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国内服务投入自由化指数具有负作用,但总体上服务业管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生产率,且该结论对不同国家具有一般性。中间品关税率、最终品关税率的削减带来的促进作用比服务业管制改革更明显。此外,各国自由化程度的差异是制造业TFP总变异的重要来源。各国应积极推动服务业管制改革,利用外国服务投入的同时,注重培养国内服务投入的技术优势。     

投入视角的广东省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研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制造业与服务业正深度融合,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基于广东省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三张投入产出表,从投入视角测算分析了广东省造业投入服务化程度及其与绩效关系。研究发现:服务的中间投入增加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广东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须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和提高信息化水平。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化解实体经济发展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面临着投入压力大、技术门槛较高、回报周期较长等困境。在此背景下，能快速兑现经济利益的金融项目受到实体企业青睐，实体企业对金融投资收益的依赖不断增大，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以及投资替代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利用2015—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具有倒U形关系，即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具有倒U形关系，研发投入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的倒U形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为充分发挥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应把握好数字经济时代实体企业发展新契机，合理利用企业金融化的双刃剑效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优化营商生态环境，完善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碳排放强度——基于WIOD跨国面板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WIOD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环境账户数据,测算了制造业完全碳排放强度,并分析了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投入服务化可以降低制造业完全碳排放强度,但其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要小于其对直接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投入服务化可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替代能源要素和优化制造业结构等途径降低完全碳排放强度。分组检验发现,投入服务化对降低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效果大于非污染密集型制造业。从生产性服务类型来看,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化对降低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最大,其次是邮电服务化等。分地区来看,投入服务化对降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明显大于发达经济体。本文结论说明,提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是协调各国制造业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可行路径。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双重视角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文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2000-2014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并检验了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存在“天花板”效应,即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强,其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是边际递减的,而对制造业分工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服务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与传统的服务投入(批发零售和运输服务化)相比,现代化的服务投入(电信和金融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目前来看,由于国外服务的渗透率较低,所以占据主导力量的国内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服务使用率高的制造行业要比服务使用率低的行业对价值链的升级效用更大一些。(3)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低,还未达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最优临界水平,仍都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4)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价值链参与度深化的可能作用渠道。但是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研发创新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不存在提升效应,可能还存在其他作用渠道。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具有重要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