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异质性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企业异质性、进口中间投入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理论模型,分析中间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机理,通过测度企业层面的中间品投入关税和DVAR考察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中间投入品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企业DVAR的提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DVAR的影响并不一样。本文结论为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角度重新认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基于价值链延伸的视角

本文将空间集聚因素纳入Melitz(2003)、Kee和Tang(2016)的模型,探讨国内价值链延伸视角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空间集聚能够强化这一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后发现：空间集聚的强化作用只对一般贸易企业产生显著影响,对混合贸易企业不显著;而对于加工企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对其出口国内附加值不产生直接影响,而是主要通过出口集聚产生间接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引致出口集聚和技术溢出,通过降低国内中间品投入的相对成本促使企业将更多生产环节转移至国内,由此延伸国内价值链并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本研究证实了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对内产业集聚化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是延伸国内价值链、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有效途径。     

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制造业出口质量

银行业改革及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建设制造强国及贸易强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与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实证检验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新与增加中间品进口是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促进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机制;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了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促进效应。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5～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使得所在城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提高了约2%,且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中欧班列”开通主要通过运输时间节约效应、行业内扩散效应以及产品市场地方保护的削弱效应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中欧班列”开通对周边100千米范围内城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对向欧洲市场出口、非国有以及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文章通过构建考虑中间品进口关税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地,文章将2001年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此外,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DVAR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更为上游环节所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文章为通过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领域以及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来提高我国的贸易收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虚拟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上下游关联视角

产业集群虚拟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本文基于电子商务平台实践构建了中国工业企业虚拟集聚指数,考察了虚拟集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作用机制和微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同行业及上下游产业虚拟集聚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出口DAVR,且对私营、非加工贸易、东部地区和非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作用更显著;虚拟集聚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加成率和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提升企业出口DVAR;虚拟集聚在降低企业中间品进口二元边际的同时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推动企业实施中间品进口替代战略。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资撤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研究了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撤离降低了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种负面影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市场导向型外资。机制分析表明，外资撤离引起企业成本加成下降，改变企业中间品配置，进而削弱企业获取出口附加值的能力。涟漪效应研究发现，外资撤离产生的行业内关联和后向关联有利于本土企业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前向关联会对下游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外资撤离虽然对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也为行业内和上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国内价值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在构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延伸国内价值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培育能够通过提高固定成本投入效率和生产率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东部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产品质量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扩展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增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因此，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是中国制造业摆脱“大”而不“强”困局的关键。     

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

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技术进步、追赶国际技术前沿的有效途径,也是新贸易理论框架下进口贸易利益的来源之一;但在国内要素价格负向扭曲条件下,生产要素与中间品相对价格变小,从而导致包括进口中间品在内的中间品投入种类减小。基于上述判断,本文以中国数据为例,实证研究企业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对其进口中间品多样化的影响,从而为分析市场扭曲与贸易利益的关系提供一个经验事实。本文认为: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呈现递增趋势,企业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呈现递减趋势;要素价格扭曲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水平,这一降低作用对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东部地区和一般贸易更明显;而且劳动力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的影响大于资本价格负向扭曲;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政策含义是,尽快实现国内要素价格完全市场化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摆脱企业对低工资、低价格的过度依赖而丧失技术创新和模仿的机会,从而最终实现中间品多样化和贸易利益。     

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研究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已然成为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与内在要求，对促进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制度供给质量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收敛。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核心，充分凸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政策启示。     

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节能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借助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测算了企业层面的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污染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等，实证检验了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对企业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企业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显著降低了能源强度。本文还使用份额移动法工具变量强化了因果识别，结论稳健。机制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通过技术溢出、弥补国内中间品供给缺口、提供商业信贷等机制，影响了能源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主要影响了深度嵌入国际供应链、位于能源资源匮乏地区和低耗能行业企业的能源强度。拓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还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和企业能耗总量，并产生经济效益。本文为依托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提供了微观依据，呼应了国家实施进口扩大战略的重大意义。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GVC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使用2000年~2014年中国18个制造业的样本数据,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GVC参与度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参与GVC程度的加深会带动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增长,进口中间品会降低出口国内附加值,但GVC参与度提高所引起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增长幅度大于进口中间品所引起的下降幅度,出口国内附加值与GVC地位存在U型关系,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加入WTO都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附加值,改变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度方法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将制造业分为高、中级技术类别,高技术制造业有更强的附加值获取能力,中级技术制造业更多依赖高密集度的劳动投入分享附加值。     

浅析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路径与方法

党中央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具有重要实践和理论意义。通过论证现阶段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现实需求和重大意义,分析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存在的五项堵点和障碍。在路径选择上,提出从加强顶层设计、创新更加接地气的地方营商环境、对具有市场势力的垄断企业行为零容忍、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提升市场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水平、建立协同共治的市场监管机制、建设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等方面多措并举协调推进建设国内国际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福利损失：基于有效市场势力的视角

鉴于中间品市场势力会对社会福利损失产生成倍放大效应,本文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视角,基于有效市场势力探究中间品关税减让对制造业企业福利损失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福利损失,由于存在寡头之间相互牵制、小企业“渔翁得利”的博弈情形,抑制作用随着市场份额的降低而增大。机制检验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推动市场发育度、缓解要素扭曲两个渠道加强技术竞争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来降低福利损失。此外,本文还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高垄断力企业的福利损失抑制作用大于低垄断力企业,对非高技术行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显著,但对高技术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应当基于市场结构和市场势力双重视角考察福利损失,市场竞争具有重要性,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推动市场发育度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起到关键作用。     

立足国内大循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基于全球价值链位置视角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及省级数据展开研究，通过构建国内大循环指数，计算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以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考察国内大循环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国内大循环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内大循环对外资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在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高等教育人才比重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但制度质量存在负向中介效应。本研究结论为加速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充分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作用以及国际循环的赋能作用，通过国内大循环吸收全球优质资源，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