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六普”、“七普”资料,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对33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进行分析;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2020年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人口流动规模空间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空间集聚,但集聚程度有所下降。(2)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集聚区逐步发挥溢出效应,流动人口由核心区向周边辐射;中部地区的空间分布不均范围进一步扩大,人口流出空心化程度加强;西北地区的人口流入显著性增强。(3)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结果表明,经济与就业因素是人口流动的核心驱动指标,第三产业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更强;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交通因素都可显著解释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4)地理探测器交互探测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因素、高等教育因素分别是省际流动人口、省内县际流动人口的重要的交互解释项。     

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为背景，基于2002—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东道国制度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危机前相比，危机后企业更倾向投资于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地区);该结果不受危机前后东道国资产价格变化的影响，与“抄底说”有本质的区别；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制度质量在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两种渠道上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本研究说明在不利的经济环境中，高制度质量国家(地区)更能维护企业利益，降低交易成本，稳定企业投资的预期回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本研究有助于解开东道国制度质量谜题，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理论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以天福名茶成功案例出发看云南茶行业能农业产业化

云南拥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气候环境，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的重要产地，然而由于云南茶行业具有小农产业的性质，因此在发展的背后，云南茶行业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茶叶的农业产业化势在必行。     

基础设施、空间溢出对中国与周边国家间贸易的影响

本文揭示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在理论建模与实证研究当中,本文将基础设施跟要素禀赋结构结合起来考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并关注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差异:要素禀赋结构的地区性差异;中国在进口与出口方面的差异。以中国—东盟及上合组织区域为对象,采用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的基础设施增长提高了本国的进口依存度,对邻国亦然,这说明基础设施的本地效应为正。(2)邻国基础设施对中国具有空间溢出,其增长提高了中国的进口依存度;中国的基础设施对邻国同样具有空间溢出,且提高了邻国的进口依存度。这说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助于中国与邻国的贸易融合。此外,本文未发现"负的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3)基础设施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加深,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FDI)规模呈增长趋势,且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选择200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曼奎斯特指数法(DEA—Malmquist)测算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实证分析其对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跃升的影响,并以地区、发展程度、产业为分组依据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跃升。尽管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具有非线性关联和时序异质性,但均处于非线性曲线的上升阶段;在区际经济地理禀赋约束下,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禀赋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状态依存性特征。首先,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其次,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向高端环节跃升,既要通过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多元发展的方式增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又要切实提高区际经济外向度与契约质量,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充分利用东道国禀赋优势,强化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     

基于一国内部“资源诅咒”现象的分析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逐渐发现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呈现一种负相关关系，这使得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的增长速度要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对此做出解释的最主要的一个理论就是“资源诅咒”。该文以山西省作为研究对象，对一国内部资源诅咒现象进行了分析，构建了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后提出避免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     

基于熵权TOPSIS法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与比较

客观科学评价城市营商环境对于打造“双循环”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构建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测算各城市营商环境为研究目标。本文首先列出了中国城市改善营商环境的举措包括精简审批手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人才引进，创新引领发展。然后从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四个维度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中国城市2013年及2019年营商环境，比较两个年份各城市营商环境差别。研究发现：国际化指标对营商环境影响最大，北上广深四座城市营商环境最为优越，西北部城市营商环境提升显著，东北部城市营商环境下降明显。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与企业“走出去”的双向联动机制

本文系统探讨对外工程承包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理论机制分析表明，对外工程承包可能通过弥补所有权优势的短板、降低市场进入的所有权优势门槛和节约市场搜索成本的“推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通过放大东道国劳动力市场和制度的“拉力”吸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据此，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一方面，对外工程承包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直接投资。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分析之后仍然成立。扩展性分析发现，对外工程承包的“推力”推动了中国企业跨越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门槛、清除东道国制度障碍、打破企业所有制局限，并弥补了企业国际化经验的不足，从而验证了理论机制分析的对外工程承包联动企业“走出去”的“推力”机制。另一方面，对外工程承包放大了东道国劳动力市场、营商环境和制度质量吸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拉力”,同时对外工程承包引致市场寻求型而不是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从而驳斥了外界对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直接投资“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本文深入探讨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与企业“走出去”的双向联动机制，为各界理解对外工程承包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理论和...     

农产品开发项目

果蔬产品开发寻求投资者（见下图） 项目概况：地处亚热带南缘的黄山，生态条件优越，品种资源丰富，品质优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为各种作物，特别是发展竹笋、菌菇、山野菜、黄桃、柑橘、枇杷、杨梅等特色农产品提供了适宜的区域环境。     

沙迦哈姆利亚自由区——辐射1O亿人口的大市场

沙迦哈姆利亚自由区创建于1998年10月。它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众多的外国企业前来投资兴业。到目前为止，已有近200多家企业在自由区投资。     

“会”在一地游在三城——访港中旅（珠海）海泉湾度假区助理总裁兼市场总监张超

随着休闲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濒临海滨城市的会议酒店越来越受会议组织者的欢迎。港中旅（珠海）海泉湾维景大酒店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建筑风格，致力于打造“地中海景观”式的会议体验。 港中旅（珠海）海泉湾度假区助理总裁兼市场总监张超表示，“会”在一地，游在三城（珠海、澳门、香港）是酒店的独特地理优势。而凭借此优势，坚持做好...     

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抑制公司违规行为吗?

基于201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市公司所处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抑制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减轻企业经营压力(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纳税负担)、改善企业内部控制以及强化企业外部监督(吸引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关注),降低了其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进一步研究显示，营商环境优化可以显著弱化公司违规倾向，但并不会提高公司违规被稽查的概率；优化营商环境对不同类型的公司违规行为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     

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区域流通再平衡研究——基于动态量化空间均衡的分析

在新发展阶段下,建设现代流通网络、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本文采用动态量化空间均衡模型,将地区数据匹配至一般均衡框架,从理论维度探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背景下流通产业发展的关键特征,结合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框架,建立实现区域间流通再平衡的思维路径。通过基于2009-2022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的量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观测期内,区域流通要素集聚度越高,区域营商环境水平越高。同时,区域流通要素集聚显著提升区域要素市场化水平。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经济区域,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流通要素集聚对区域营商环境水平和要素市场化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存在东部、中部、西部阶梯下降的情况。为实现我国区域流通再平衡发展,应坚持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导向,实现资源禀赋的有效集聚,进而推动国内贸易的畅通发展。     

浅析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数字城市是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地理信息的广泛应用,迫切需要有效整合城市多源地理信息数据,建立统一、权威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各类与地理位置有关的部门、行业提供信息的集成、分发、共享,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本文以“数字济宁”为例阐述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概况,市场需求及产业前景等。     

中国城市对外贸易结构:典型事实与初步解释

理解城市对外贸易结构的差异对理解不同城市对外竞争能力差异以及各类城市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现有研究很少从城市角度考察贸易结构问题。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2000~2008年的数据,计算了我国地级市水平所有权、贸易方式、地理和产品4种贸易结构的相关指标,发现这些指标在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结合“中国城市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技术水平、要素禀赋、内部地理、集聚经济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城市贸易结构差异的重要因素。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及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103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对其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情况进行分析,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全球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但不同类型国家投资便利化指数的动态演进差异性较大,非“一带一路”国家和OECD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更高,但其特征分化也更明显;投资便利化指数存在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而空间因素能够加快收敛速度。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不仅显著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而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营商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金融服务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次之。本文揭示的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的时空特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经济集聚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来自国家级城市群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4—2019年中国275个地级市的空间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本文实证考察了经济集聚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空间溢出。研究发现，依托城市群建设所产生的经济集聚效应显著促进了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机制研究显示，城市群建设通过吸引资源要素流入创造“集聚租”,“集聚租”带来的超额税收收入为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提供财政保障。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财政压力较小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设的政策效果更显著。拓展研究得出，城市群建设会对周边300千米以内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虹吸效应”而非“辐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