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金融已成为新时期推动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关键内驱力。基于2012—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处存在显著差异，伴随产业链韧性提升，数字金融作用效应逐步降低；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创新要素配置是数字金融影响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渠道；调节作用检验发现，市场分割对数字金融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金融监管对数字金融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发挥U型调节效应。我国应积极加大数字化投入，围绕产业链、创新链等部署资金链，建立和完善金融资产信息库，推动金融业务数字化进程；加快落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破除地区间市场壁垒，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变革，逐步优化金融监管交叉性强、重复率高的环节，提升数字金融监管质量和监管效率；完善创新要素配置，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产业链韧性提升夯实创新基础。     

全球化分裂背景下制度型开放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策略选择

在全球化分裂背景下，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过渡至制度型开放的必要性显著提升。“制度学习”与“制度创新”是制度型开放下的两种基本行为选择，并将形成“制度相容”和“制度互斥”两种不同的结果。中国制度型开放的目标，不仅要在短期内抑制全球化分裂带来的风险，中期内为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服务，更要在长期内通过推动制度创新和提升制度质量来支撑中国经济崛起的可持续性。中国制度型开放面临着全球化分裂、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应坚持以制度质量提升为导向、制度学习和制度创新并重、通过深化对内改革促进对外开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创新。     

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是新时期应对复杂国内外局势的必然要求。本文从风险、稳定、流通和创新四个维度构建经济韧性评价体系，对我国2007-2020年31个省市的经济韧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韧性较为强劲，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中部和西部滞后于东部地区；直辖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陕西经济韧性水平提升较快；经济系统风险性、稳定性持续增强，流通性小幅波动，创新趋势向好；产业结构多样化、人力资本、创新投入、企业家精神以及消费能力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应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拓展地区内外协同合作、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我国省域经济韧性。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链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产业链韧性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本文基于2013—2021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测度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地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地区产业链韧性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促进地区产业链韧性水平,且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邻近地区产业链韧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落实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积极鼓励国内各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链国际生产活动、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四链融合”以及提升产业链管理技术水平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增强农业经济韧性。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韧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农村产业高级化，强化农业经济韧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韧性的作用，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经济韧性发展程度的影响。基于此，应围绕加强数字化基础建设、推动农村产业转型、消弭数字鸿沟等方面，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     

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的赋能型政策研究——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政策评价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高效运行的基础。本文基于2010—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一赋能型政策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一赋能型政策显著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水平,尤其是实质性创新水平。机制分析表明：赋能型政策通过提升市场竞争水平、增强政府补贴获取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赋能型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的赋能型政策制定提供启示与借鉴。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存在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及非线性影响假设,利用2008—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政府干预程度两条路径间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存在非线性影响,且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干预程度能够强化这一效果;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加快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干预程度的间接驱动作用、制定差异化城市经济韧性发展规划等相关策略,仅供参考。     

消费升级、创新效应与城市经济韧性

本文在理论分析消费结构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基础上，构建城市经济韧性指标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在总体上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但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东部、西部地区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呈现显著U型关系，东部地区所有城市均位于“拐点”右侧，加快消费升级有利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西部地区城市均匀分布于“拐点”两侧，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没有表现出一致特征，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而中部地区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城市创新能力提高不仅可以强化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U型关系，而且还会导致“拐点”左移。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从需求端因地制宜增强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经济韧性——基于“宽带中国”示范性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宽带中国”示范性城市建设政策构建多期DID模型，利用2011—2019年246个地级城市数据，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集聚和技术创新显著提高了城市经济韧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在地区间、不同规模城市间和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国内国际创新合作网络与城市创新

现有关于创新合作网络与城市创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一国内部的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较少关注国际创新合作网络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更鲜有文献将国内创新合作网络与国际创新合作网络放在同一个研究框架下。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了国内国际创新合作网络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这两种创新合作网络都能够促进城市创新，但尚未形成互补性的协同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内创新合作网络对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而国际创新合作网络对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国内创新合作网络通过技术领域集约边际和技术领域扩展边际两大渠道影响城市创新，而国际创新合作网络主要通过技术领域集约边际影响城市创新。     

数字贸易是否驱动了外贸高质量发展——兼论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

基于数字贸易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利用2013—2020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面板数据,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贸易驱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能够显著正向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且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差异,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这种影响比中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上看,科技创新是数字贸易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渠道,数字贸易可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有效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分别从均衡协调、绿色可持续、创新、开放等层面提出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开放促进公平：资本市场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发挥资本市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基于2014年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上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资本市场开放主要通过融资效应、收入效应以及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效应三个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作用。拓展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企业和内部监管较强的企业中,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为强烈。而且,资本市场开放主要提升了职工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并不明显。本研究有利于理清资本市场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也为我国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国县域经济韧性的实践检验

县域是连接乡村与城市的重要纽带,是拉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中转站。通过测度2014—2020年我国2 074个县以及296个城市的经济韧性发现,城市经济韧性整体高于县域经济,当受到外部冲击后,县域经济韧性逆势上升;在产业方面,第三产业韧性高于第二产业,受到外部冲击后,第一产业韧性逆势上升,第二产业韧性波动较小,第三产业韧性下降明显;在区域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韧性较强,东部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较强。此外,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发现,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对经济韧性均有显著的边际贡献,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活力,经济稳定为降低韧性波动提供有益支撑。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县域的经济增长对韧性的边际贡献有所下降,经济稳定对韧性的边际贡献显著提升;对县域而言,第三产业、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显著,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稳定显著。为实现县域经济韧性对我国经济的带动作用,要充分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高县域经济韧性,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注重经济韧性的产业和区域差异,协调产业间及区域间经济发展协作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增长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要发挥经济稳定对降低经济波动作用,实...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测度研究——基于shift-share分解方法的分析

面临内外部环境双重压力,建设具有韧性的区域经济体系,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测度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韧性,采用shift-share方法将其进一步分解为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并通过三次产业分解分析经济韧性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1997-2022年我国区域经济韧性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在不同时期区域经济韧性表现差异明显;在经济冲击中,产业的竞争力对提高区域经济韧性发挥主要作用;由于发展阶段和冲击类型的差异,不同时期各产业竞争力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不同。基于此,应全面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从而提升我国区域经济韧性。     

产业数字化、技术创新与城市经济韧性

在我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3—2020年我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经验数据,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技术创新视角探讨产业数字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能显著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产业数字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积极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产业数字化通过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城市规模异质性,即产业数字化通过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中小城市比在大城市更强。为增强城市经济韧性,要通过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能级,推动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发挥大城市辐射作用,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中小城市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大科研投入,提高技术研发程度,鼓励各行业产业交叉重组与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数字化与技术创新形成合力。     

中国超大城市经济社会韧性水平特征分布与动态演进

城市经济社会韧性在评价城市的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测度中国超大城市经济社会韧性水平,本文基于2010—2020年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建立评价城市经济社会韧性的指标体系,并通过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Kernel密度估计研究中国超大城市经济社会韧性水平特征及动态演进。结果表明：中国超大城市呈现出经济社会韧性协调发展和发展不平衡的多元化特征分布;中国超大城市经济社会韧性水平整体上逐年提升,但是在经济方面呈现出发展不均衡的状态,城市之间的差异较大;在社会方面发展水平较为集中,且发展势头良好。     

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在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增强城市贸易经济韧性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及空间杜宾模型,探究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能够显著增强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科技创新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空间杜宾效应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近城市贸易经济韧性。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位和贸易经济韧性水平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及贸易经济韧性水平较低的城市中其作用效果越强。     

资本市场开放与银行流动性创造关系研究——基于“沪深港通”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银行在精准支持实体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沪深港通”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情境和上市银行经营状况，基于2007-2022年我国36家上市银行的财务数据，实证分析资本市场开放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内在影响机理。结果显示：资本市场开放显著提升了银行流动性创造；调节效应表明：银行景气度的提高加大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市场势力较强、东部地区的银行流动性创造对资本市场开放的正向反应更为敏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应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开放制度，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     

城市互联网发展对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城市互联网基础设施、网民规模及互联网应用能力，综合构建了城市互联网发展指数，并利用2013-2018年959家中国A股制造业出口企业数据，匹配并测度了161个城市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研究表明，城市互联网发展通过“创新效应”、“成本效应”及两者的共同作用，显著提升了我国出口企业以价格加成衡量的市场势力，其中“创新效应”发挥的作用更大，进而开展了企业要素密集类型、所有制和所在地区的异质性检验。文章推进了对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效应的理解，也为出口企业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加强互联网融合应用带来了启发。     

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商贸流通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数字经济时代，以数字经济赋能商贸流通业、推动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对提升流通效率和竞争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2020年我国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位于中西部地区、与中心城市距离较近、市场化水平较高、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表现得更明显；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下降态势；数字经济可通过技术创新、制造业与商贸流通业共同集聚、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应积极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基础；根据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商贸流通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加快建设公共大数据平台，破除数据壁垒，联通供应链上下游，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流通；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