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会提高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吗——基于倍差匹配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倍差匹配的估计方法 (PSM-DID),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互联网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且这种效应在企业使用互联网之初最为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互联网仅对中小型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仅对中、高开放地区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低开放地区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丰富了互联网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为互联网的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也为"互联网+贸易"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口竞争与企业内部工资差距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2005年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库、WTO关税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等数据,全面系统分析了进口竞争对我国企业内部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比较优势的显著变化,进口竞争能够使我国企业内部工资差距扩大,而中间品进口竞争则会缩小我国企业内部工资差距。同时,本文还发现,出口增加将促使我国企业内部工资差距的扩大。     

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进口学习效应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文章探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进口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明显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进口学习效应;最低工资标准对处于衰退期企业的进口学习效应具有最大的正向促进效应,对处于初创期和成熟期企业进口学习效应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小;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特征,最低工资标准对资本品进口企业、进口来源于OECD国家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私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学习效应具有更大的正向促进效应;从影响机制来看,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进口学习效应,但通过创新效应促进了企业的进口学习效应,且成本效应小于创新效应。     

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了企业能源效率吗

本文利用2000—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系统考察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促进了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在考虑样本选择性偏误、变量的内生性及使用不同的衡量指标后，核心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出口企业、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机制检验表明进口技术复杂度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企业能源效率。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数字产品进口指标,详尽考察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有效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率,该促进作用对非出口企业、本土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更为显著;考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更换不同的衡量指标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增加研发投入”两个作用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本文证实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评估中国数字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进口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进口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微观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进口企业的创新水平,且该作用效果在大规模、高效率、民营、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东部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互联网主要通过提升进口制造业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来促进企业创新;进口产品种类和进口规模的作用效果并不突出。最后,互联网在促进进口制造业企业独立创新的同时,也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协同创新水平的提高。本文的研究对于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企业竞争力和制造业质量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劳动力成本、进口替代与出口企业创新行为

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海关进出口数据和专利数据,研究了2000—2007年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从进口替代视角考察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劳动力成本上升总体而言促进了我国出口企业的创新,但因创新活动类型和企业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2)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两类创新活动,但对外观设计创新活动的影响不显著;对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了促进作用,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没有显著的影响;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西部企业的创新推动作用不明显。(3)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企业通过进口资本品来促进创新活动,但是进口资本品对企业外观设计专利活动的作用不显著。为了解决现有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的不足,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贸易自由化、进口竞争与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复杂度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WTO关税数据库等数据,采用DID模型、分位数DID模型、面板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计量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进口竞争对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从总体上不能显著促进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不利于中低技术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能够显著促进较高技术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最终产品进口竞争总体上不利于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尤其是不利于低技术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能够促进高技术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中间投入品进口竞争总体上也不利于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尤其不利于低等和高等技术行业,但能够促进中等技术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企业异质性、出口国内附加值与企业工资水平——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角度对中国异质性企业的工资决定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都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其弹性系数为3.6%;企业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工资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但其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有关工资增长的动态研究显示,出口国内附加值与工资增长率正相关,劳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等对工资增长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而企业规模则抑制了样本企业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因此,中国出口企业更应注重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而不仅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张,且中国出口企业还需结合自身的异质性特征来调整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进而实现产品国际竞争力和企业工资水平的双提升。     

进口中间品、进口资本品与企业出口复杂度

本文利用迭代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复杂度,并考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等不同类型进口产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进口资本品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而进口中间品则抑制其出口复杂度;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程度要强于本土企业,这印证了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效应的存在;进口中间品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抑制非高技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进口资本品只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在影响机制检验中,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的。     

中间品进口多元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主要从中间品进口多元化的角度入手,分析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和提升机制。理论上,进口中间品多元化可以通过边际成本、固定成本等渠道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并受限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实证方面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从所有制分布看,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水平最高,私营企业最低,外资企业居中;平均看,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这一提升作用仅限于外资企业、源自OECD国家的中间品和2004-2006年样本;对于本土企业、源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中间品和2000-2003年样本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在于,一是企业与进口中间品匹配的吸收能力较差,二是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的边际成本效应弱于固定成本效应。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进口产品异质性的新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统计库合并数据,全面系统地评估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产品质量效应、产品种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是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三个可能的渠道,其中产品质量效应起主导作用。进一步地,产品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尤其是从G7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有限;第二,零配件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最强,其次是加工型中间品,而初级型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海外留学经历促进了企业出口吗

本文基于2000—200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全面考察了海外留学经历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CEO的海外留学经历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概率、出口强度、出口产品范围和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了母国与留学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标准化系数分析表明CEO的海外留学经历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大于扩展边际,并且在集约边际内部,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多是通过调整出口产品质量的方式来实现的;海外留学经历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因留学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海归人才性别以及就职类型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文结论对中国有效挖掘海归CEO在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进口竞争能抑制僵尸企业形成吗

在中国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背景下,存在着产能过剩与产能短缺并存的特殊情况,所以进口竞争能否抑制僵尸企业形成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运用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了进口竞争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口竞争的增强有利于抑制僵尸企业形成,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进口竞争更有利于抑制国有控股混改企业和无主导资本混改企业的僵尸化;进口竞争会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缩短技术距离的渠道,在增加行业平均收益的同时,为当前较差但有潜力的企业保留生存发展空间,从而抑制僵尸企业形成;僵尸企业的传染效应和城市级别会阻碍进口竞争的积极作用,但数字投入可以扩大进口竞争的正面影响。本文研究对于更好地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间品进口会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吗——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2000-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分析进口中间品的使用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进口企业对比,进口企业在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各项指标上都强于非进口企业,一直进口的企业在各项指标上最高,东部地区企业和高人均资本行业的企业表现最佳;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从非进口状态转为进口状态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7.49个百分点,这种促进作用对低人均资本行业企业和西部企业尤为明显。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须重新调整"出口主导,进口从属"外贸发展思路,实施积极的进口贸易战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鼓励中、西部企业和低人均资本行业企业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边干边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快提高。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基于进口中间品视角

随着中国成为《贸易便利化协定》接受国,贸易便利化正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此,文章从进口中间品视角构建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7～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总体表现为延长作用,且该效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其机制主要是通过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以及提高进口中间品种类来实现的。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东部地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小于中部地区企业,而中部地区企业又小于西部地区企业;同时贸易便利化对企业核心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大于企业非核心品。     

FDI对广东省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企业类型的角度

以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其它类型企业及其主要贸易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GMM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2004—2012年间广东省实际利用FDI对不同类型企业与投资国(地区)之间进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促进了广东省各种类型企业向投资国(地区)的出口;降低了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从投资国(地区)的进口,但同时增加了私营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从投资国(地区)的进口,促进了广东省从投资国(地区)的总进口。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研究:“扩展边际”抑或“集约边际”

本文采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统计库的合并数据将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出口的扩展边际和出口的集约边际,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间品进口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系数标准化发现,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分样本检验中,发现中间品进口来源国、贸易方式以及所有制类型会对促进作用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为中国出口贸易扩展主要源于集约边际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也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与转型提拱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