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企业自主定价的经济学分析

在我国现阶段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升级后的产业能否拥有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是衡量产业升级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而出口企业如何才能够实现对出口产品的自主定价呢？理论模型表明院出口行业如果具有规模效应性质时，必然获得对出口产品的自主定价权；出口行业规模不经济时，如果行业边际成本弹性越大，同时产品在国外市场需求弹性也越大时，行业倾向于放弃自主定价权。     

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成本加成——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本文利用生产法估算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并实证检验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净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制造企业成本加成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从时间滞后性看，抑制效应具有随滞后期数增加而逐步衰减的趋势特征；从企业异质性看，抑制效应表现出民营企业高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高于内资企业，出口企业高于非出口企业；从行业异质性看，对高新技术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抑制效应表现出由高及低的特征；从区域差异性看，抑制效应主要集中在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且可以凭借区域经济一体化来调节和改善。因此，应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以此激发企业市场活力，促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双重价值链、空间溢出与制造业增长

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增加值核算框架，本文测算了中国省际地区参与双重价值链的程度，并构建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市场化改革、交通网络等对制造业增长的空间影响的实证分析框架，考察产业间关联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及动态演进过程。研究发现：参与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均促进了制造业增长，前者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且存在地区的异质性，后者相反；参与双重价值链对低技术行业产出的促进作用高于其对高技术行业的作用，出口升级可促进本地制造业增长且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进口投入占比直接降低本地制造业增长，且对低技术行业产出的负效应大于高技术行业；市场化改革、交通网络和资本劳动比例促进制造业增长。     

中欧班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的关键。文章将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出口产品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中欧班列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中欧班列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创新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中欧班列对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大。中欧班列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正向辐射效应，其辐射范围大致为400公里。     

中国逆向服务外包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2000～2018年CEPII-BACI数据库和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文章探究了中国逆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逆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可靠。机制检验表明,逆向服务外包可以通过生产率提升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资本品进口效应等三种渠道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优化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逆向服务外包对技术密集度和服务渗透率较高的行业以及差异化程度和质量梯度较高的产品促进作用更大,并且来源于发达经济体的服务要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制度环境在逆向服务外包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服务业开放、生产率异质性与制造业就业动态

在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就业优先的背景下,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服务业开放通过国内市场竞争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出口扩张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就业的理论模型,继而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与理论预期一致,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生产率异质性,其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净增长,同时还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退出.对四类典型垄断性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通信业和金融业开放能够显著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动态,而铁路和航空运输业开放的影响效应较弱.最后,本文还发现服务业开放通过其引发的企业间就业再配置改善提升了制造业整体生产率水平.总的来说,本文肯定了服务业开放可以作为中国制造业就业有效配置和质量升级的开放新动力.     

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将产品质量引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总量增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质量选择效应导致本国出口产品质量被动提升,进而降低本国企业出口总量,加速低质量产品退出。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加速企业旧产品退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明显的质量选择效应。异质性考察发现,与总体回归相比,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增加;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弱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     

城市互联网发展对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城市互联网基础设施、网民规模及互联网应用能力，综合构建了城市互联网发展指数，并利用2013-2018年959家中国A股制造业出口企业数据，匹配并测度了161个城市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研究表明，城市互联网发展通过“创新效应”、“成本效应”及两者的共同作用，显著提升了我国出口企业以价格加成衡量的市场势力，其中“创新效应”发挥的作用更大，进而开展了企业要素密集类型、所有制和所在地区的异质性检验。文章推进了对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效应的理解，也为出口企业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加强互联网融合应用带来了启发。     

政府资金对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各省市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双固定效应及门限效应回归模型，研究政府资金对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资金对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复合效应；各省市市场化程度对政府资金作用于制造业创新产出具有异质性。制造业行业自身研究开发支出对政府资金作用于制造业创新产出具有双重门限效应，在一重门限值之下，影响不显著，一重与二重门限值之间，促进效应较小，二重门限值之上，促进效应增大，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建议。     

本地生产优势与企业出口动态参与:基于产品密度的视角

整合中国海关数据库、CEPII-BACI贸易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中国出口企业所在区域的产品密度，并考察以产品密度衡量的本地生产优势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高了企业出口参与的存活时间与规模，且这种效应对位于产品生命周期上游的新产品更明显；产品密度提高了企业出口额或数量的恢复程度，缩短了出口恢复所需要的时间；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作用还受到融资约束、市场竞争程度、城市异质性等因素的影响。在考虑产品密度的不同衡量方法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方法重新估计以后，以上结论依然可靠。     

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制造业出口质量

银行业改革及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建设制造强国及贸易强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与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实证检验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新与增加中间品进口是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促进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机制;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了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促进效应。     

贸易技术含量、偏向型技术进步与中国就业结构

本文首先对贸易技术含量如何通过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模型分析,然后基于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并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商品贸易技术含量升级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技术含量升级和进口技术含量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优化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进口技术含量和外商直接投资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出口技术含量对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效应,但是贸易技术含量升级对就业技能结构变迁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行业异质性。本文为理解中国制造业就业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互联网能否提升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北大核心CSSCI

文章探讨互联网发展对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通过一个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简单模型,指出互联网发展可以通过两个机制——信息成本节约效应和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促进一国制造业出口;由于信息和人力资本密集度差异,这种作用对较高复杂度制造业的影响大于较低复杂度制造业,因而会整体提升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利用39个国家1995~2011年互联网用户数和附加值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结果显示:一国制造业出口及出口复杂度都与互联网发展水平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分组回归发现,互联网发展对高、中复杂度制造业出口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作用大于后者,对低复杂度制造业出口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金融开放、自主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经验分析

改进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成为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打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以及扩大贸易利得的重要途径.使用2000-2013年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以外资银行进入为表征的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升了进驻区域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创新促进渠道是外资银行进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中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高金融业中间投入行业企业以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效果更加显著;制度环境优化、金融市场化水平提高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升都强化了外资银行进入的质量升级效应.     

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以中国"五年规(计)划"政策文件对重点产业的设定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缓解"和"生产率提升"是重点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重点产业政策对低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概率的促进效应更大,而对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最后,本文还探究了市场自由化对重点产业政策经济效果的影响,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应稳步推进产业政策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长期稳健发展。     

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出口产品升级——基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双重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并深远影响着企业和国家的出口国际竞争水平。本文利用Eora于2018年发布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1990—2015年全球189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进行了量化,并分别从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进行测算,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程度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从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的视角,国内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而国外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对本国出口产品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作用;从服务投入行业异质性的角度,邮电通信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最大,金融服务化的影响次之,交通运输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最小。     

数字技术投入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

本文以国内增加值出口为视角,利用我国与55个贸易伙伴国17个制造业行业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会因数字技术来源差异、产品特征差异、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以及国家收入水平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促使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价值链嵌入波动与出口加成率提升

本文探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成本加成率的现实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过分样本检验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较外资企业更大；对一般贸易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来料加工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高技术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低技术企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生产率、劳动要素价格、中间品要素价格是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重要中介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出口加成率的现实应客观认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存在极大波动风险，宜实施“稳中求进”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