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投资

文章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从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这一趋势出发,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已有学者研究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行为,但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投资存在的促进和抑制的不同效应共同影响着企业投资。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以及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投资意愿越低,但企业金融化减缓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意愿;相对于地方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中央国企投资意愿。在微观作用机制上,通过现金—现金流模型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其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重要原因。文章丰富了企业投融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于我国目前倡导的企业“脱虚向实”“扎根实业”,以及更好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价值

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等微观行为,进而影响公司价值。以2007～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借鉴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和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水平有着正面的影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水平影响公司价值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损害国有企业的公司价值;相对于中央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损害地方国企公司价值。进一步对企业规模异质性、受融资约束程度等的差异进行分析,在微观作用机制上,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一方面挤出企业投资,另一方面抑制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是影响公司价值提升的重要原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走高背景下，以2007—2021年A股非金融类出口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关系，这对于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显著抑制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成长期及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的出口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出口企业的经营收益，加剧出口企业金融错配和技术人员流失，进而对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产生抑制作用；拓展性分析显示，出口企业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能力可以削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其创新持续性产生的不利影响。在逆全球化之风盛行的背景下，这些发现将为我国出口企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政府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发展：促进还是抑制——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发展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但面临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企业数字化发展?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EPU指数和上市企业数据,实证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长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的发展;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加大政府发放补贴的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大型、实体、“十三五”期间企业的作用更大。据此提出,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和数字金融发展力度、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因时制宜地开展数字建设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税收优惠政策与创新绩效

以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仅对企业的创新规模具有驱动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的创新绩效,且对创新规模的激励效果大于创新质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具有互补关系,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增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所有制、规模、行业分类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和强化政府政策制定,引导企业创新发展。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出口?——基于中国高技术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以关税衡量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研究国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市场、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以及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但对出口集约边际起到抑制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加工贸易企业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进一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出口的差异性影响以及内在影响机制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中国应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推动全球经贸环境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宏观经济和地方政策双重不确定性视角

经营环境不确定性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仍存在较大争论.将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区分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地方政策不确定性,基于2000-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两类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企业创新,增长期权效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作用渠道在于市场前景的不明朗导致企业经营业绩波动和投资收益率下降,促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谋求自我提升和发展;地方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企业创新,实物期权效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作用渠道在于地方政策不确定性导致政府补贴减少和信贷优惠力度下降,迫使企业减少创新活动.通过分析异质性企业之间创新决策的差异,再次验证了两类不确定性对创新影响的主导机制.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来说不仅意味着挑战还包含着机遇,技术创新是企业应对全球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性冲击的关键;应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地方政策的"确定性",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活动 ——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构建包含宏观层面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上市企业所属地区省级层面营商环境水平和企业特征变量的“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面板数据,可实证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以及营商环境优化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但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削弱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这种调节作用对民营企业及所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企业更显著。因此,以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带来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而言。     

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非对称性激励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非对称影响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一方面，研发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数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也显著降低，这说明数字技术可以驱动企业更加关注创新质量，能够有效提高补贴资源的利用效果。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的顶层设计、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企业技术创新是衡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式,更是国家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可以显著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均有显著抑制作用;政府实施的双创政策在客户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均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而对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策略性创新之间没有调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会通过降低企业的治理效率和提升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最终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面临的行业集中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会更为显著。     

高管激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投入

基于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都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增强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却抑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管激励契约组合具有一定整合作用,其中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呈互补关系,晋升激励与股权激励呈互替关系。此外,相对国有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加显著的调节效应。     

科技与金融“联姻”如何影响企业研发决策?

金融创新是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对搭建资本向科创企业流动的“通道”和引导资本“输血”科创企业至关重要。以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实验,从研发二元边际视角,重点讨论科技与金融“联姻”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在二元边际层面具有丰富异质性,呈现出广延边际不显著而集约边际显著的非对称特征,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融资约束作用机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更有助于促进高融资约束企业的研发投入。拓展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数量,而且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激发企业探索性创新行为。研究结论对企业在转型时期更好地把握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政策红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贷款成本——基于甘肃省微观信贷样本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是影响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银行信贷行为进而对企业融资成本造成影响。本文基于甘肃省微观信贷样本,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型企业贷款成本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贷款成本增加,具体来看,中小微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较大型企业更显著,非公有制性质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相关影响。因此本文从注重保持政策稳定性、银行强化政策预期管理和企业提升政策敏感度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信贷成本的负面影响。     

政府研发补贴的差异化互补效应及政策启示

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提升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而政府研发补贴是政府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但针对不同研发强度的企业的政府研发补贴差异化效应研究较少。采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的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贴的互补效应主要体现在中等研发强度的企业中,在研发强度较高和较低的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效应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一结论对政府研发补贴的发放和政府科技政策的制定带来的实际参考意义是:政府应推进研发支出的信息披露,进而将研发补贴配置到中等研发强度的企业,以实现政府研发补贴资源的优化配置。     

异质性研发与“生产率困境”——基于政府和市场调节效应的研究

基于生产率困境理论，运用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际数据，通过对实体经济技术效率的结构分解，分析异质性研发对实体经济持续性技术效率的影响以及政府和市场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持续性技术效率增长停滞是制约实体经济总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颠覆式创新对提高实体经济持续性技术效率存在抑制作用；渐进式创新对提升实体经济持续性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要突破中国实体经济生产率困境，必须注重政府和市场对不同研发活动的互补效应，颠覆式创新更需要"有为政府"的大力支持，渐进式创新更注重"有效市场"的配置作用和"有限有为政府"的外部效应。     

财务柔性政策选择与研发投入——基于企业技术水平的调节效应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不同的财务柔性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果,并且考虑到不同上市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同因素,加入企业技术水平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企业技术水平在上市公司财务柔性政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单纯的现金柔性政策和组合的财务柔性政策会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但是组合的财务柔性政策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单纯的负债柔性政策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起到抑制作用;企业技术水平会减弱单纯的现金柔性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督促管理层更加合理地增加研发投入;同时会减弱单纯的负债柔性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加大企业通过债务融资进行研发投入的力度;最后企业技术水平可以显著增强组合的财务柔性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确保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227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6—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以及万象云专利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化程度对制造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化呈向右上方倾斜的W型波动上升趋势；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化程度可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该促进作用在成长期企业、投入研发技术、交通物流、金融保险及商务服务，以及国内投入的服务化上表现更为明显；在作用机制上，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化程度可通过增加研发强度来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     

“营改增”对企业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49家上市公司2010年2014年的公开数据,从固定资产投资、劳动雇佣、研发创新、运营效率四个纬度,研究“营改增”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和吸纳就业方面,营改增整体上呈现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促进研发和运营效率提升方面的长期政策效应还未显现.同时,营改增在不同类型企业间的政策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为此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坚定营改增信心,积极稳妥推进营改增全面实施;加强营改增在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政策效应的调查和分析研究;加大对营改增企业的指导服务,鼓励企业做好营改增税务筹划等.     

创新型城市建设实现了企业创新的"增量提质"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创新型城市是创新人才、创新资本、创新知识等创新资源的聚集地,其发展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创新型国家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基于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创新企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方法分析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发现:(1)创新型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对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创新质量.(2)创新型城市建设通过改善创新环境、提高财政支持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3)从企业年龄和企业所有制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不同年龄阶段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效应并无显著差异,对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初创期企业,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从企业规模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大规模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均显著高于小规模企业.研究结论验证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激励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对于助力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中间品进口与北京市工业企业研发投入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得到的大型微观数据,可从企业层面实证分析中间品进口对北京市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理论上,中间品进口一方面通过企业“进口中学”和市场规模效应会促进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能力和水平,并通过使企业“逃离”竞争激发企业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将企业固化于价值链低端,形成对进口的依赖,从而使企业完全丧失自主创新的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显著促进了北京市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于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民营企业、同时进口资本品与中间品的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但是,对于非出口企业、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北京市政府应该高度重视中间品进口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帮助企业破解制约进口的不利因素,积极鼓励具有研发能力的特定企业提升中间品进口规模,优化进口结构,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