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区升级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使用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省级高新区升级后,制造业企业私人研发投入水平平均增加约8 224元,对东部地区和本土制造业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尤为突出;第二,省级高新区升级引发的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提高是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第三,对于高研发强度和创新差距较小的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     

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非对称性激励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非对称影响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一方面，研发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数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也显著降低，这说明数字技术可以驱动企业更加关注创新质量，能够有效提高补贴资源的利用效果。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的顶层设计、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进口品技术与中国制造业企业规模均匀分布研究：抑制或促进

进口品技术提升通过竞争效应、学习效应和依赖效应引致规模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创新产生差异性变化,对企业规模均匀分布产生抑制和促进的双重效应。研究就进口品技术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均匀分布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进口品技术提升会抑制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的整体均匀分布。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主要在中西部地区和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及国有企业中体现,但在东部地区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中,进口品技术提升会促进企业规模均匀分布。进口品技术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创新的提升作用随企业规模增大而增强,这是它抑制制造业企业规模均匀分布的主要原因。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进口品技术水平较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产品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强。我国进口品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加强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及国有企业的支持,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规模均匀分布,优化市场竞争环境。     

数据要素市场化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据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要素。将各地数据交易平台的建立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有效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这种驱动效果呈现边际递减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等渠道间接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对所在地区产权保护水平、人才集聚水平以及科技支持力度较强的企业驱动效果更为显著;相比较于国有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非高技术企业,数据要素市场化更能助推非国有企业、初创期企业、服务业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政府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策指向。     

数字化转型能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吗——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

将数据要素纳入企业创新决策模型，并将企业创新分为高端创新与低端创新，从理论上阐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及其“低端锁定”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整体创新，而且有助于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由于数据知识溢出对高端创新的成本抑减效应更大，因而数字化转型对具备更强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企业的高端创新作用更大；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的改善作用在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国企、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制造业的减排效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技术是驱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引擎。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其碳排放水平,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等三个维度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样本中具有差异性,而且数字金融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数据。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227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6—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以及万象云专利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化程度对制造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化呈向右上方倾斜的W型波动上升趋势；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化程度可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该促进作用在成长期企业、投入研发技术、交通物流、金融保险及商务服务，以及国内投入的服务化上表现更为明显；在作用机制上，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化程度可通过增加研发强度来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     

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

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环境规制效能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运用2006—2019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发展视阈下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倒逼高碳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可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强化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要素价格扭曲阻碍了企业有效市场退出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要素价格市场化是有效发挥市场竞争选择机制、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要素价格扭曲和企业剧烈更替并存的特征事实,利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有效市场退出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要素价格扭曲显著阻碍了企业有效市场退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有效市场退出的阻碍效应在所有制、规模、行业、地区和生产率等异质性企业间呈现出显著差异.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主要通过资本偏向效应、收益扭曲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寻租激励效应等途径显著阻碍了企业有效市场退出.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要素价格扭曲和企业市场退出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为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如何刺激企业创新：政府激励还是企业激励

创新是提升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源动力,因此找到激励企业创新的因素是重中之重。本文采用2008-2015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产出数据,考察政府创新规划执行压力、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三种不同类型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产权性质、公司治理和高管创新精神对激励发挥作用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政府和企业激励创新的相关政策建议。     

高管股权激励、技术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OP方法测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检验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上技术创新存在中介效应。在股权激励有效期越长、非国有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明显。     

劳动力成本抑制还是促进了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鲍莫尔成本病”的克服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够倒逼服务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这种倒逼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企业会通过降低资本劳动比来抑制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当劳动力成本较高时,企业会提高资本劳动比来促进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致的劳动-资本替代机制、劳动力间替代机制是驱动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中介渠道,此外在要素市场发育更好、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外部环境中,以及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研发投入更高的内部环境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规模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与赋能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创新效应评估——基于模糊断点回归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8—2017年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以企业的研发专利授权量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利用模糊断点方法实证评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政策创新效应。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激励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明显,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政策受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对西部地区的创新激励效果最好,对东部最差。针对实证结果系数显著水平较低的情况,从该政策选择认证的行业范围和审核通过后的跟踪调查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并针对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环节提出政策建议。     

进出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要素重置——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使用2000-2009年企业层面的数据测度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置效应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方法检验了进出口贸易对制造业要素重置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置综合效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分解来看,进出口贸易对退出效应和在位企业要素重置效应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出口贸易仅对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进入效应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进入效应作用不明显。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网络视角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水平提升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着力点，是实现企业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数据，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两个层面的异质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创新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高数字化水平地区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样本中表现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网络深度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创新网络广度在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水平、创新网络以及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为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高新技术企业资本要素配置效应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

以我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企业2013-2015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上市公司资本要素配置效应影响因素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各个资本要素与企业资本要素配置效应正相关。人力资本、财务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企业发展必需的资本要素。其中,技术资本是企业成长性的重要体现,企业要素资本的投入产出及其结构状态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总资产净利率与资本要素配置效应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资本要素配置效应随着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提高;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资本要素配置效应正相关,总资产的周转速度越快,企业资本的流动性越好,资本要素配置效应越高;净利润增长率与资本要素配置效应显著正相关,说明在发展能力好的企业中资本配置的效率也更高;资本要素配置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还受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回归分析得出企业规模与企业资本要素配置效应正相关。针对实证分析提出了解决对策,旨在提高企业的资本要素配置效应,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有重要推动作用,FDI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区别。采用2005—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和自主研发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的溢出效应不显著;政府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都不显著,研发资本支出的利用效率较低。提高内资企业研发资本利用效率和研发人员素质有利于增强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