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特征变化及其对就业的影响

选取2011—2019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特征变化及其对企业就业人员数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由劳动节约型转变为资本节约型,在长期表现为中性的特征。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提高会促进员工整体数量增加,在就业结构上会降低生产人员和未受过高等教育员工的数量,增加技术人员和接受过高等教育员工的数量,这也体现了技能偏向性的特征。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企业就业人员数量的影响在不同类别、不同时段和不同研发投入强度的企业存在一定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制度和技术进步特征变化产生的结果。因此,应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低技能劳动者技能水平,促进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以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劳动智能化改善了劳动者就业质量吗？

劳动智能化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质量,而且对劳动者的就业状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年个体问卷数据的分析发现：相比劳动还未智能化的劳动者,劳动智能化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就业质量,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劳动智能化有利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但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劳动智能化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提升样本个体的就业质量;劳动智能化对不同类型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对男性劳动者、35岁及以下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改善作用较强;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改善受到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调节,即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强化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因此,在积极推进劳动智能化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和非认知能力以增强劳动者的智能化适应能力,还应特别重视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充分发挥劳动智能化改善工作条件的潜在功效。     

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吗?——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考虑了地区开放度、地区创新能力等因素后,实证考察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在总体样本层面上,我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更进一步地,各市场化分项进程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按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依次减弱,而产品市场发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在分地区层面上,地区市场化总进程整体上有助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其中,沿海比内陆地区的驱动力更强,东部比中、西、东北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上述结论对新一轮改革中进一步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及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具有启示意义。     

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10—2012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媒体监督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媒体监督可以明显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无论是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还是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媒体监督都能抑制非效率投资,且对非国有企业约束力更强;媒体监督可以抑制和缓解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损害,保护股东的利益。     

地区营商环境影响了企业投资决策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伴随着我国在“新常态”下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如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投入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以及中国各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数,实证研究营商环境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创新研发投资的影响。同时将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特色的官员治理纳入研究框架,探讨营商环境与官员晋升压力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互动效应。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会使企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创新研发投资。官员晋升压力会弱化营商环境与企业两种投资支出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起调节作用。进一步检验揭示,员工雇佣保障和企业家精神在上述效应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与此同时,营商环境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强度会受到产权性质和地域儒家文化差异的影响。     

企业间要素重配能够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吗?——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2～2007年的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本文使用一个全新的实证框架,研究了企业间要素重配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用。我们发现,虽然目前我国市场扭曲程度较高,但是市场化改革的努力已经使得企业间要素重配成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极其重要的原因;由于中间投入对要素重配具有乘数效应,其产生的要素重配效应占据了最大份额;企业的进入、退出市场行为在要素重配中也表现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等市场化行为对促进企业间要素重配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国有资本比重等因素却对要素重配产生负面影响。     

企业家特征与公司研发投入的相关性研究——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2007年至201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来考察企业家异质性特征与研发投入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任职时间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持股比例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性别和薪酬水平与研发投入的相关性不显著。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实践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从整体来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转正;从区域比较来看,目前大多数沿海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会对当地劳动力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发展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环境规制,防范和减少环境规制的就业风险;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精准施政,合理引导环境规制下的劳动力再配置;积极施政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实现环境规制在环保和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     

环境污染会加剧劳动力价格扭曲吗?——来自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地方政府间引资竞争视角,细致考察了环境污染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借助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测度出微观个体层面的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扭曲均值约为37%。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显著加剧劳动力价格扭曲,牺牲环境质量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未提高个体劳动者经济福利。环境污染损害健康人力资本,降低劳动生产率,同时地方政府引资竞争存在对环境标准和劳动条件的"竞次效应",导致高污染排放强度和低实际工资率并存的现象,污染企业作为环境恶化的市场主体,未能充分承担污染环境的社会成本。工具变量估计支持上述结论,在考虑不同污染指标、经济规模以及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后,结论仍然稳健。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环境污染对收入分配的实际效应。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三农"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制,对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稳定转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建立了实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制框架图,阐述了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健康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农村就业政策的合理选择.     

技术进步偏向与劳动力要素的关系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

将中国制造业分为四类,分别研究各类行业劳动力要素的配置、供求和技术进步偏向状况,总结得出技术偏向性与劳动力要素的双向关系,发现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要素价格、要素市场、要素替代弹性等是影响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就中国制造业来看,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于要素生产过程的程度仍较低,需根据行业特性、资源禀赋条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有差别地得出协调办法。     

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中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变迁

目前,中国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竞争力不断提高。但劳动力优势在发展制造业中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对于以低价格、低成本优势进入国际市场的制造业带来了很大的国际压力。因此,必须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经济效率,将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外出就业动机的影响——基于山西省的调查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得出了劳动力外出就业动机的四个维度,即发展型动机、收入型动机、教育型动机和随大流动机,并就不同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动机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受过培训、有技能、健康状况良好的劳动力更多的倾向于发展型动机;年龄大、已婚的、男性更多的倾向于增加收入、为子女创造受教育机会的动机;打工经验多的劳动力增加收入的动机更强烈,打工经验少的劳动力则在"随大流"上显示出意向性。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