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际关系视角下我国基层政府环境政策的执行异化——基于江苏省S镇的实证研究

国家环境治理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状况。本文通过对江苏省S镇有关"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政策执行状况的实地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环境政策执行中呈现出"合谋"、"诉苦"、"做作业"等行动逻辑,基层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异化现象普遍存在。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官员晋升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压力型体制、环境政策的"可度量性"较低等诸多因素透过府际关系,影响基层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环境保护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多方力量的复杂博弈,府际关系是理解我国基层政府环境政策的执行异化的关键。破解基层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异化的困局,必须推进地方政府由发展型政府向监管型政府转变,实现政府环境监管的多中心治理;构筑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监管模式;改革环境监管体制,推动基层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制度化。     

分散式协商:行政区划调整中政府与社会参与的行动策略研究

行政区划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在管理向治理转化过程中学界对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政府与社会参与的行动策略研究尚显不足。以公共性理论为基础,对Y社区调整为街道的过程考察后认为对体制资源的吸纳是社区进行区划调整的行政逻辑,需要平衡好政府逻辑与社会参与间的张力。研究发现,政府为了确保区划调整方案得到执行的同时保障社会公众的参与权而采取了分散式协商的行动策略,在控制与赋权并存的逻辑下对不同参与主体进行规范,但因主体利益不同,参与的社会主体公共意识、参与逻辑存在差异,出现参与需求程度与协商空间大小失衡的情况,这既与我国公权力现有的作用发挥形式存在关联,也说明社会的公共性精神需要持续提升。     

底线与边界:治理视角下的土地资源合理配置逻辑

土地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源配置则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日益紧缺的空间资源之间的矛盾对我国土地资源配置提出了新要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时期,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不仅意味着集约持续发展,更成为国土空间治理意志的新表达,是链接宏观发展政策与微观资源利用的治理协调平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尝试以空间治理为线索,梳理中国语境下土地资源配置背后的治理逻辑演进,回溯历次因社会经济体制变革而萌发的土地资源配置逻辑转型,将其总体分为计划治理、管制治理、政策治理、底线治理四个特征阶段.在剖析"底线治理"背景下治理模式和面临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土地资源配置治理格局的"三大底线",明晰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在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职能边界,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共责的空间治理模式,以对未来空间规划制度设计提供有益的建议.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问题分析——以贵阳市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是联系政府和群众的基础组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关系城市高速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之命脉。传统的治理模式、治理主体、治理体系已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城市要发展必须要进行基层社会治理改革;政府已意识到多重治理主体介入城市基层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城市公民参与程度对城市基层社治理改革的影响毋庸置疑。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从公民参与视角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在电子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治理时代,重视引导公民参与,才能形成有效治理体制与机制,形成政府、社会、公民共同承担的"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生态安全视阈下跨区域城市环境协同治理

从生态安全观的视角出发,以跨区域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为研究对象,将文献梳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辅以逻辑阐释,尝试说明新时代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样态。通过对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技术治理”与“情感治理”进行理论对比,进而提出“嵌入式治理”的环境治理方式。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主体—制度—行为”三重环境治理逻辑,由此说明在多元化主体嵌入下呈现出的多维度制度及其背后差异化的社会分工。最后,提出生态安全观下跨区域城市生态环境的三大治理路径：一是通过政策“再造”,增强政策“耦合度”;二是以“主体+资源”的嵌入式“统合”治理,构建利益共享机制;三是多主体协作,重构治理共同体。     

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发挥着实施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但有些基层政府存在着同社会组织合作意识淡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低下;供给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监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建议基层政府应更新服务观念、高度重视公众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完善多元监管体系,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基层政府公信力,实现治理过程中和社会组织,农村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有效衔接,逐步建立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股票期权的三重缺陷

股票期权把期望值理论的“努力——绩效——奖励”关系中的“绩效”变为长期绩效，约束了企业的短期行为。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它已经得到我国政府和企业界的重视，并成了理论和实务界的热点。但是，股票期权是西方企业制度下的一种激励机制，而我国的现代企业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并且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也未完全实现，这就决定了在我国实施股票期权机制目前在法律制度、市场环境和公司治理结构上存在三重缺陷。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探析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变迁的轨迹实际上是多元社会组织参与共治、政府逐步下放权力的过程。现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背景下,在公共组织之外出现了多中心社会力量的组合和分化,但分化和多元的社会组织并没有进入组织化程序,也没有获得整合而进入公共体系当中。这使得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变化,急需进行一次现代转型,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第三部门渐入大众视野。第三部门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很好的解决被政府与市场所忽视或没有处理好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国内外第三部门的发展状况,其次讨论第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困境,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第三部门更好的发展。     

论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基层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在实践中,很多基层政府官员长期不作为致使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政策无法得到施行.对公众的诉求和意志表达不能及时回应,致使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公众参与形式化、 被动性、 无序性,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公众的参与热情.本文通过分析基层政府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反思其不足,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基层政府公共治理过程中,为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而努力.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增进社会和谐进步

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任务包括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应厘清政府和社会的边界,激发社会活力。     

街头行政场域中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研究——基于柔性执法的视角

作为化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者和摊贩之间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的执法困境的执法方式创新,"眼神执法"、"美女执法"、"鲜花执法"等柔性执法行为引发社会争议。柔性执法与执法者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困境紧密相连,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是街头行政场域中传统的管理逻辑、社会的公平逻辑和摊贩的生存逻辑这三重逻辑之间的冲突。优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需要从策略化治理走向规则化治理,构建多元主体的城市管理执法体系,强化对执法人员失范行为的制度监督和伦理约束。     

城市改造中的“半组织化”协商——基于N市T小区的分析

提出“半组织化”协商的模式和分析框架是当前化解城市改造冲突的一种新趋向。由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半组织化”群体具有边界模糊性、形态松散性、存在临时性、目标利益性、结果妥协性等特征,在制度环境约束下遵循着自我发生、兴盛、衰退、解体的过程逻辑。通过对N市T小区拆迁个案中“半组织化”协商的生成逻辑、演化过程和协商机制的分析,指出原有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理论并不能准确反映拆迁双方真实的行为逻辑,“半组织化”协商是政府与居民两种行动逻辑互动的客观结果。对于基层权力组织来说,现阶段要从基层治理创新的角度接纳“半组织化”协商的方式,在居民利益与拆迁方利益、效率与稳定、发展与和谐之间寻找一种动态平衡。     

简政放权政策落实的博弈困境及审计治理

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该政策的实施效果直接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在理清简政放权政策改革逻辑的基础上,分析了简政放权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博弈和实施困境,探讨了审计对简政放权政策落实的治理功能与优化路径,认为国家审计应主动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有效监督简政放权政策的执行落实情况,努力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扎实推进。     

政府购买服务、PPP与社会组织合作机理研究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与社会组织合作是深化国家机构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必然要求。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机理、PPP模型下政府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机理,发现政府的监督效率和惩罚力度决定了社会组织是否积极执行购买服务合同;政府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合理的投资和收益分配影响PPP模式的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继续发展和巩固政府购买服务、大力推进PPP模式、加快探索政社合作治理新模式的政策建议。     

传统农村基层社会洽理的历史变迁——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比较研究之一

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始终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自秦朝到清末，历代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中一直奉行“皇权不下县”的治理理念．县以上由国家委派官吏治理，乡以下则采取国家输出法律制度，依靠地方乡绅和宗族制度来管理。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专制统治体制的瓦解．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受到严重的冲击．农村直接进入国家的视野．开始打破“政权不下县”的传统．将国家乡政权力体制下沉至传统的农村基层社会．历经清末、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等阶段乡村组织体系的改革发展。政府将农村社会纳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基层农村社会处于国家权力支配之下。行政力量在农村发展中占据着主导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乡村开始探索走上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道路．对基层社会管理实行“乡政村治”模式．在农村建立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从法律上明确了村民委员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性质，维护了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又保障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基层民主建设当中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成为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     

行政村规模调整中的空间再造与冲突

"乡村"是基层治理的主要空间,代表着国家权力与社会,而"治理"则是代表着对公共事务处理的方式和内容。行政村规模调整本质是乡村空间再造,而冲突化解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研究乡村空间再造的历史变迁,有助于理解基层治理内在逻辑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技术赋权：公共危机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赋能逻辑与效果——基于Z市“公共危机技术治理网络”的案例研究

数字社会背景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实现了多维技术赋权视角下的数字化转型,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Z市“公共危机技术治理网络”的实践表明,危机技术治理以社会赋能激活社会表达机制与国家信息获取通道,在促进普通群众危机治理参与意愿的同时提升国家社会感知力度;以组织赋能实现行政体制的治理动员,在破除传统条块制约的同时增强国家危机治理能力;以制度赋能形塑政社协作机制,在智能研判数据信息服务决策的同时,通过以政策实施为载体的国家权力再嵌入,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逻辑。公共危机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取得了推动国家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效果。     

住房限购政策执行阻滞问题分析

政府权威治理自上而下,但是在科层制下治理势能却层层递减,在政策执行环节这一情况的典型反映便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房改领域,政府出台的意在缓解房价上涨压力的政策可谓是一波又一波,地方也在中央号召下陆续颁布住房限购政策,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文对房产政策在地方执行过程中出现偏离现象予以分析,并指出在中央督查治理势能不足的前提情况下,上级的监督强度是决定执行成效的重要指标,为此需善用督察制保证政策执行效果。     

政府善治驱动下会计助力国家治理的机理与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其中会计历来与政府、市场、组织和社会的治乱兴衰、竞争成败紧密关联,是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企业和各类组织治理的微观信息基础。通过解析政府会计改革深化推动有为政府效能发挥的机理,统一会计制度如何保证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发挥,以及现代化会计创新转型更好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促进多元化的会计监督体系建立,实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逐步驱动会计转型发展,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