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及其成因、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明显的贫富差距，而且贫富分化有日趋扩大的态势。贫富分化扩大不仅与社会主义本质相悖，与社会主义的宗旨背道而驰，而且它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阻碍效率的提高，造成民众心理失衡、价值取向扭曲以及社会行为失范，滋生不满情绪，危及社会稳定，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贫富分化”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贫富差距、债务经济与金融危机——基于资产分布视角的美国金融危机成因探讨

本文从家庭资产分布变化的视角,探讨了近30年来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现象,分析了它的特征、原因和影响,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美国的贫富分化、债务经济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政府角色定位和政策导向在其中的作用。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资产分布两极化的结构特征,为未来我国准确识别居民家庭资产分布变化趋势并采取适时有效的措施提供参考。     

对目前我国开征遗产税问题的思考

遗产税以其均衡贫富、缓解分配不公、鼓励勤劳致富、引导公益捐款等方面的独到功能而成为众所公认的优良税种 ,从而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随之拉大。开征遗产税则可缓解这个矛盾 ,用税收杠杆调节社会财富 ,进行二次分配 ,达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目的。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成因及变动趋势研究

当前,学术界对我国贫富分化问题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在现有研究中亦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存在着或以"不患寡但患不均"的传统观念来评判我国的改革成果,或生搬硬套西方所谓基尼系数过分渲染我国贫富差距等倾向。因此有必要对"基尼系数排行"滥用和"倒U假说"误导予以批判,并在揭示我国城乡贫富分化现象的本质和症结所在的基础上给出解决之策。     

我国各地区内部贫富分化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2005年1%全国人口调查数据中的"居民月收入"变量进行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几乎所有省(区)的基尼系数都接近或超过了0.4的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分化程度已经十分严重.为分析其影响因素,挑选相关指标构建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因变量为各省的基尼系数,自变量分为人口发展类、经济发展类、社会发展类三大类13个变量.结果表明,市场化、私有化的程度越高的地区,基尼系数越高,贫富分化越严重.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通过中间变量来缓解这种贫富分化.     

“保低”——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心

市场经济必然制造贫富分化,解决贫富分化是政府、社会的职责,政府、社会解决贫富分化不能靠"削富"来"济贫",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心应当是在保护富人合法财产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建构"保低"(济贫),即保障社会的贫弱群体维持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这是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的最重要举措。     

关于我国目前贫富差别的哲学思考

贫富差别是我国经过十六年改革后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也是目前人们议论纷纷的一个热点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正确分析和认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大政策，继续实施沿海带动，梯次推进战略，继续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一、从事实的全部总和出发估价目前的贫富差别状况目前的贫富差别是不是属于不合理的收入悬殊？这是人们对贫富差别议论的首要问题。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对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作出比较准…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原因的“市场根源论”辨析

尽管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的确会导致贫富分化甚至两极分化,但是,事实上,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尚不是市场经济的过与不及造成的,而是腐败、垄断、政策的部分失误造成的。市场优胜劣汰或两极分化的机制尚未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彻底市场化并不是解决贫富分化的灵丹妙药。整治腐败、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实现机会公平的竞争;打破垄断,实现起点公平的竞争;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才是解决贫富分化的现实出路。     

关于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思考

遗产税作为实现社会财富公平、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被世界许多国家广泛采用。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快速增长、个人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导致社会不公和"富二代"坐吃山空、进取意识下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正确应对。十八大报告提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了政策导向和决策依据,我国应该抓住机遇,适时开征遗产税,并从征税法定程序、税收免征额、税率及开征方式等几个方面来设计遗产税的征收路径。     

论收入差距与两极分化之关系

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收入分配现象。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虽然呈现出贫富差距的特征，但无论是从量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和发展趋势的规定性来看，还是从社会承受力角度看，并没肴出现两棱分化。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税收如何调节我国贫富两极分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状况已明显好转,但我国公民的收入水平仍有些落后,我国贫富两极分化日益扩大。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收入的分配我们既要讲求效率,又要兼顾公平。而税收是国家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之一,税收能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弥补市场经济作用下初次分配结果的不足,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具合理性,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当前建立科学的系统的税制体系,提高税收调节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针对性及有效性,控制贫富差距扩大,促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公正是我国保持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     

基于经济指标构建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本文选用人均GDP、 GDP增速、基尼系数、物价指数和失业率等5项经济指标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国际横向比较,我国社会稳定程度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要得分在高速的GDP增长、较低的物价指数和失业率方面;自身纵向比较,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近年呈加大趋势,主要失分在贫富差距扩大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方面。笔者的分析结果显示,确保在贫富分化项上不再失分甚至有所加分,即确保贫富差距不再扩大并力争有所缩小,对于保持社会稳定极其重要。     

论我国税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

我国贫富差距调节与治理的基本思路是,从差距形成的源头、过程、结果等环节入手,在社会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平衡中寻求最优制度安排。包括分配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农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财政政策,等等。其中,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是社会财富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主体。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预算、转移支付、公共支出和直接补贴等政策工具,     

中产阶层与分配正义

中等财产拥有者,是中产阶层的经济标识和首要特征。中产阶层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应是中产阶层与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关系的问题,即中产阶层的财产来路是否合理,中产阶层的产生与发展是否符合分配正义,中产阶层社会是否是社会财富分配合理的正义的社会。中产阶层是分配正义的产物,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是社会财富分配公正的体现。中产阶层缺乏的社会必定是社会分化不完整或是贫富过分分化的社会,必定是分配正义缺失的社会。     

贫富悖论:财富与权力的耦合效应

贫富悖论令人不解、令人愤怒,但是无论是"资源诅咒"还是"金银诅咒",都不能解释贫富悖论的本质,也无助于我们有效摆脱贫富悖论。从历史进程和社会关系视角看,财富与权力的耦合效应是贫富差距扩大化产生贫富悖论的深层原因,当下的改革实践中产生的权力资本是其负面效应的产物;而加强民主监督、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应成为其发挥积极效应的重要保障;消解贫富悖论应建立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平等原则,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成因与消解对策

从基尼系数的持续走高和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切身感受两个方面看,中国已初现贫富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的直接诱因是拉大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制度在精英们的支撑下得以成型并固化,深层原因是制度的制定模式。贫富两极分化将成为中国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隐患,因而亟需消解。政府消解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措施是彻底变革制度制定模式,引入参与式治理。     

社会心态失衡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心态逐步失衡,即人们心理上所感受到的贫富差距将事实上的贫富差距又进一步的放大。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一部分人的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并在人们心理上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放大。其二、耕农的比较利益过低、上千万国有企业职工的失业下岗,使传统的基础性阶层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在某些突发事件的刺激下,会发生失去理性控制的集体行为。其三、贫富两极分化的出现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发生的变化,不仅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而且影响到对效率的追求。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体系,通过各种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杠杆,缩减贫富分化的差距;必须严格依法调节收入分配;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个人收入悬殊问题刍议

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彻底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改变了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下普遍贫穷的状况,但是,我们在肯定人民总体收入增多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的确存在部份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悬殊,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不正常现象。据有关资料表明,     

税收,缩小贫富差距的最佳途径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相伴而来。贫富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最高和最低收入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二是东部与中西部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拉大。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最高与最低收入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提供的数字反映,1994年居民收入由低到高排列,10%的最高收入群的人均全部收入6338元,10%的最低收入群人均收入1735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9.4%和27.6%,增幅相差12个百分点,实际值差距由3.6倍扩大到3.9倍。收入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导致了生活层次的差别。据有关部门估算,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28%集中在不到人口3%的少数高收入者手中,这些高收     

贫富分化加剧:一个跨世纪的话题

<正>或许人们并没忽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当一部分人已经拥有高档别墅、轿车,早已跨入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行列之际,而很大一批特困企业的职工却因停产或半停产而待业在家,靠每月领取几十元钱的生活费度日;当一批暴富起来的人骑着豪华摩托、手持大哥大、臂挽“二奶”,风光于大街小巷,潇洒于夜总会、酒楼之际,贫困山区的儿童却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已经拉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加剧,社会财富阶层化也越来越明显。这成了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的问题。 一、两极分化日趋明显,1/5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一半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在打破大锅饭的同时,也彻底打破了中国人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社会财富分配开始倾斜,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城乡差距扩大。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收入为3502元,其中人均生活费收入3179元,比上年增长36％;农民人均纯收入1220元,增长3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城乡实际收入分别增长8.8％和5％,相差3.8个百分点。从支出上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为2851元,农民为1020元,比上年分别增长35％和32.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支出分别增长8％和7.4％,城市比农村快1.4个百分点。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