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战略石油储备法律制度的构建

战略石油储备的重要性要求构建战略石油储备法律制度,我国目前的战略石油储备工作需要战略石油储备法律制度的保障.构建我国战略石油储备法律制度体系的思路:(1)界定产权:战略石油储备设施和储备对象的所有权均为国家,而储备主体应以政府为主,同时也要给民间储备以合法"名分".(2)石油储备的劳动分工:石油储备的动用权应归中央,石油储备的动用方式和动用规模分为经济调控部分动用和战略全面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的费用来源应以政府拨款为主,政府和"民间"多方面多梁道筹集;战略储备决策监管应由国务院下设专门机构系统监管.     

保障我国石油安全供应七大战略

保障石油供应安全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能源战略的核心内容。文章结合我国石油需求流程图提出了保障我国石油安全供应的七大战略 :(1)加强国内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 ,尤其是西部地区和海域 ;(2 )开发我国未动用 ,即低效益、高成本的石油储量 ;(3 )加快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体系 ;(4 )尽早开辟国内石油期货市场 ,建立有利于进入国际市场的法规体系和监管体系 ;(5 )采用多种方式利用境外石油资源 ;(6)实行石油进口的多源化和多元化 ;(7)加快国内远洋运油船队的建设 ,促进运输方式的多元化。     

试论建立和完善我国石油储备

石油储备是稳定石油供求关系、平抑油价、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国民经济安全、进而保障国家政治、军事安全的有效手段,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的石油储备体系已非常完善,有可资我国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我国石油储备体系建设刚刚起步,应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石油储备规模;分散储备布局、合理确定储存方式;多方面筹集石油储备建设资金;合理确定储备模式,健全储备管理机构;加快与石油储备相关的立法工作;充分利用我国外汇储备充裕的优势加快我国石油储备体系建设.     

国际安全新形势下我国石油储备战略的思考

建立石油储备、保障石油安全是我国实能源战略的重要任务.在非洲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国际安全新形势下,完善我国石油储备体系十分必要,扩大我国石油储备量乃当务之急.完善我国石油储备体系,应采取国家储备为主,从企业储备起步,国家战略储备与企业储备相结合的模式.储备规模应达到3个月的消费量,储备方式应以储备原油为主,布局由集中到分数.要采取立法先行、建立油气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强国内石油资源调查评价等项保障措.     

中美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政府治理机制比较分析

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是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重要的政策工具。美国的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相关的法律和技术应用体系已趋于完善成熟,值得我国相关部门的借鉴。基于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政策工具的特点,文章从中美两国有关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性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体系、监管部门设置和运行、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方面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发现相对于美国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治理机制,中国有关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的法律法规不明确;相关政府监督机构设置分工混乱、权责不明;水产品可追溯治理的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比较落后。最后,该文提出要完善法律法规标准,打好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基础;整合管理部门资源,提供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机制的保障;加强技术开发运用,推广落实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     

我国海水利用的法律保障:现存问题、域外经验与完善建议

我国海水利用法律体系仍不完善,存在内容缺失、体系不完整等诸多不足,从而制约了海水利用的规模化发展。通过整理与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海水利用法律法规建设现状,试图为我国海水利用立法提供专门性立法、适应性管理体制、市场化和多元化发展、必要的补贴和优惠等方面借鉴,并基于我国海水利用法律体系现状,提出我国海水利用法律保障的完善方案应包括构建完善的海水利用立法体系、构建海水利用的市场化机制和管理制度等。     

我国石油安全战略建议

随着对国际石油市场依赖程度的提高,我国石油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石油自给能力不足,进口来源市场单一,石油战略储备尚未成熟等因素使得我国石油安全存在很大隐患。我国必须加强国内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积极发展新型可替代能源,构建多元化的石油进口体系,完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同时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提高石油使用效率。     

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法律缺陷及法律完善

分析了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现状,认为我国流域水污染危害具有整体性、多元性、差异性等特点。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存在的法律缺陷: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不完善,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不合理,市场机制缺乏法律保障。提出从完善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和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两方面来加强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     

我国石油进口风险的评估指标研究

石油进口风险包括：进口源地、运输和价格三个方面的因素。进口源地是确保石油供应连续稳定的重要环节;运输的安全则保障了我国石油运输的畅通性;价格风险,在和平时期。是石油安全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在分析了石油进口风险的基础之上,选择了一定的评价指标,初步形成了石油进口整体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新时代背景下土地资源保障能力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文章提出土地资源保障能力的基本概念及多维内涵,明确在我国以保障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为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土地资源保障面临的"三大矛盾",从定价机制扭曲、治理结构失衡、权益保障不足和法律建设滞后四个层次探讨了其形成机制。基于这一基本框架,明确加强土地资源保障能力的主要路径是有效供给与高效配置,产权体系健全、政府公共职能强化和交易成本低廉的治理结构是相关公共政策构建的关键。     

21世纪初我国石油安全战略选择

我国经济发展对石油需求逐年增加，但国内石油资源不丰，不能满足需要，加之国际市场风险以及石油地缘政治等原因使得我国石油安全形势严峻。为了保护我国能源安全，保障国民经济顺利发展，本文在提出制定我国石油安全战略目标和原则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石油安全战略体系。     

论用战略眼光指导矿政工作

文章阐述了新时期用战略眼光指导矿政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同时指出必须培养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最后指出用战略眼光指导矿政工作 ,当前要抓好的主要工作包括 :(1 )转变管理职能 ,完善管理体制 ,积极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 ;(2 )完善法制 ,严格依法行政 ;(3 )建立科学判断矿产资源形势的信息分析、预报、预警指标体系 ;(4)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及产业形势分析报告制度 ;(5 )规范和加强矿业市场建设 ,着力解决矿产资源领域的突出矛盾 ;(6 )深入开展矿产资源战略、政策研究 ,抓好矿产资源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落实     

我国应对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策研究

自2003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走势一直高涨。石油作为一种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对我国经济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石油价格上涨通过影响消费、投资和出口最终对我国国民经济产生重大的冲击。我国应对石油价格上涨的对策主要是从稳定石油的正常供给和稳定石油需求两方面入手,建立并实行国家石油安全战略和开放石油期货市场应成为我国近期的两大重要举措。     

试论循环经济立法及立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

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要使循环经济能够在我国得到规范、迅速的发展,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在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利用行政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对经济运行进行有效调控,以达到建设循环型社会的目的。     

中国石油资源税费制度问题研究

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我国现行的石油资源税费制度与其制订初的目的相悖甚远,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文章从石油资源税费制度的现状出发,就石油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比例和征收方式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高油价原因透视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石油被誉为“工业的血液” ,其价格持续走高必然会对各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据有关国际组织估计 ,每桶石油价格上涨 1 0美元 ,就会使通货膨胀上升 0 5 % ,使经济增长率降低 0 2 5 % ,失业率增长 0 0 1 %。作为世界石油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的中国 ,无疑会受到国际高油价的影响。本文回顾了 2 0 0 4年 1～ 9月国内外油价走势 ,对高油价原因进行了透视 ,分析了高油价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论我国行政许可评价制度的完善

行政法对社会权属规范化的本质要求使行政许可制度在行政法制度中处于核心,而起到行政许可创设与监督作用的行政评价制度仍冷落僻远、少人问津,这导致我国当前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在规范来源科学性与制度创制合法性方面远落后于时代需要,甚至产生了制度失衡。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效能改革背景下,优化与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关联紧密的各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建设科学行政许可-评价二维结构,完善并形成事前、事中、事后行政许可评价法律体系,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地质调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以往高度集中的矿产资源勘查管理体制的缺陷和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有必要开展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研究。文章通过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地质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变化趋势的分析,论述了地质调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和问题,包括管理关系、组织结构和队伍建设现状,项目管理体系,预算、财务、资产管理体系等;最后指出建立和完善地质工作新体制和新机制必须与客观规律相适应,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并提出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的目标模式建议。     

阿富汗矿业投资环境简析

阿富汗为了吸引境外矿业投资,不断制定和出台优惠政策,放宽投资领域,但依然存在着安全形势严峻、政府腐败、法律制度缺失、人才短缺、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阿富汗矿产资源开发潜力巨大,与我国政治经贸往来频繁,是“走出去”开发境外矿产资源的可选之地。在阿富汗投资矿业开发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在抓住机遇的同时更应注意规避风险,企业需要有战略投资的胆识和规避风险的能力,政府要从技术、信息和政策等方面对企业予以支持和引导。     

Legal system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food safet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recent food scar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face major challenges to maintain a safe food system. Regulators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Atlantic are facing rapid 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s, changes in consumption behaviors,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iscovery of new food hazards. The U.K. and the U.S. demonstrat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manage safety risk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wo issu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merican and English policy approaches to food safety, and how these differences impact U.S. safety outcomes. A comparative legal framework is provided to understand how food safety is elicited in the economy and the incentive implications of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settings. These two different lenses, because they differ so, teach us about the fundamental sources of safety. The U.K.'s prevalent doctrine is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and leads to a regulatory framework, while the U.S. is based on constitutional supremacy and relies on a legal framework. The source of safety under a regulatory framework is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while the U.S. legal framework provides an important point of departure—the constitutional standing of the firm and the consumer. We argue that while the U.K. system is structured to work through a regulatory framework to enhance the supply of safety in the economy, the U.S. system is much less directed. The legal system, the subject of this artic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not only in discouraging breach but also in acting as a check on the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of the regulator. In the end, the U.S. and the U.K. may have equally safe food systems, but what differs is the fundamental source of the safety supply.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 is that safety in the food system emerges from several sources, not just through regulation. Therefore, direct importation of U.K.‐style regulatory approaches may not be effective within a U.S. constitutional set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