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政绩诉求、政府控制与国有企业税负

以我国2004—2012年A股非金融类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区分了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控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的政绩诉求对国有企业控制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及该控制程度对国有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包括财政盈余、相对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等）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且省级政府更注重相对经济增长率及失业率,市级政府更关注财政盈余水平;三个政绩诉求中相对经济增长率对政府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与企业税负显著正相关;与省级政府相比,市级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税负更重。这表明,增加地方国有企业税负是市级地方政府实现其政绩诉求的重要途径。     

央企并购民企的动因、风险及对策建议

并购是企业构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处于我国支柱地位的中央企业近年来开展了大量的并购重组活动，显著地提高了央企的国际竞争力。但出于“国进民退论”、“国有垄断论”、“与民争利论”等舆论的担忧等，理论界涉及央企间、央企与地方国企间及央企跨国并购的研究较多，央企并购民企的文献较少。而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央企与民企合作越来越深入，互相进行兼并收购是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竞争的必然结果，也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的一种手段，研究央企并购民企具有典型的意义。     

迎接新的“大考”

促使更多高素质企业的产生,需要优化其生存的土壤。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大潮将至。政府和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同时迎来一场素质"大考"。在几经周折之后,中国经济结构又陷入了"二元"局面:一"元"是巨无霸式的央企和国企,它们拥有庞大的市场和体制资源,获得权力的直接庇护;另一"元"则是占企业总数99%的民企,它们一方面承担繁重的税负,另一方面在资     

他们把贪腐当“事业”来做

国企和民企老总犯罪有明显不同的特点。民营老总一般是非法集资、行贿、偷逃税收,都跟企业经营有关;国企老总则是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为自己捞钱,虽然不是为企业干事,但国企贪官还真把贪腐当＂事业＂来做     

政府干预对企业过度投资及其后果影响研究——基于产权性质与政治关联的调节视角

依据权变理论观点,将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作为情境因素,探讨政府干预对企业过度投资及其后果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干预加剧了企业过度投资,对民企影响更大;(2)民企政治关联能弱化政府干预影响,国企则恰恰相反;(3)政府干预降低了民企经济效益,提升了国企社会效益。研究结果揭示了产权性质、政治关联对政府干预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行为的差异化影响,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创新和完善治理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撑。     

中国企业税负水平评价与国际比较

中国企业税负水平是否偏高?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指标从不同角度进行评价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而用宏观税负指标评价认为偏高或偏低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均有。对税负水平高低的判断涉及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应当寻求科学的结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企业向国家纳的税不应当超过企业创造的剩余价值。按照这个理论,企业税负水平高低的评价应当使用企业向国家的纳税总额与企业实现利润之比指标。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企业的税负水平偏高,且税收结构不太合理,应当大幅度减税,同时要赋予地方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和决定权,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平等竞争地位。     

内部控制、国家审计与国企避税

选取2007—2017年上市中央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影响作用以及国家审计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具有抑制国企避税的治理功能,国家审计监督会显著增强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抑制作用,说明内部控制和国家审计是深入理解国有企业税负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治理效应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小、社会审计质量低和避税激进的国企中更为显著;通过分解内部控制五要素后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抑制效应集中体现在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两大要素上。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达到抑制企业避税的治理目的。     

股权结构、实际税负与公司价值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8年和2009年在深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509个公司样本为对象,考察其股权结构、实际税负与公司价值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虽然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并非所有政府关系公司的实际税负会高于纯私人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税负的影响与政府控制方式和持股比例有关。相比多层次的间接控制关系,政府直接持有多数股权能促使公司履行更多的纳税义务。政府间接控制不仅没有给公司带来纳税压力,私人大股东反而可能利用政治资源来降低税负,而且税收是调节股权结构与价值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实际税负水平的提高,特定股权结构公司与纯私人公司的价值差距将逐步扩大。     

邵宁:国企做不好也会破产没人能救

两会期间,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邵宁在浙江代表团参加讨论,面对来自民企大省的浙江代表们的疑问:央企"一把手"平均年收入过高?目前"国进民退"?关键时候政府出手帮国企?等,他作了一一解答: 国企的总收入,国资委一直是严格控制的 社会上有一个普遍看法,那就是国有企业员工工作时间短、压力小,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工资.邵宁说:"对于国企的总收入,国资委一直是严格控制的."国企员工平均收入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是源于国企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少等原因.而且国企要面对跟民企、外企等的竞争,如果工资标准过低,就会面临招工难等一系列问题.     

魏杰：警惕大国企挤压民企生存空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日前就新36条的推出谈了看法。魏杰说：“新36条”改变不了民企相对于国企的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因为这是固有的法律体系和投资体系的问题，在这些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的垄断就必然存在。不公平主要是两条，一是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垄断，一些上游产业民企根本无法公平竞争；     

施工类合资公司加强财务管控的策略探讨

为了抓住市场发展机遇,加深央企与地方国企开展多层次合作,探索新经营模式,央企施工单位与地方投资平台成立合资公司已经成为建筑施工企业新经营模式的发展方向。地方国企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通过合作可以将地方国企的资源和优势内化为央企施工单位的资源和优势,借助“地方力量”,发挥“铁建优势”;央企施工单位在资质、施工管理、人员队伍等方面优势显著,但经营承揽压力较大,市场开拓任务艰巨。组建合资公司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特长,整合优势资源,加快项目承揽,实现共同发展。     

国企改革与监管大幕揭开

为什么说《决定》的最大理论创新是“以资本为主”概念的提出？央企的国有股份比重是否会由70％降到50％以下？民企与国企，会不会出现强鱼吃弱鱼、快鱼吃慢鱼现象？为什么国资委转型的任务依然艰巨？……对于以上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国资重新出发

李荣融主政国资委七年,央企有了些许危机感和市场感。七年内国企迅猛扩张,世界500强从10家增加到30家。然而李老板也被人指责太偏向央企,政策扶植和国企并购把民企挤出市场。     

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投资吸引力评价研究 ——以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从财务绩效水平、公司治理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非国有资本对国有企业的特殊利益诉求四个方面构建国有企业投资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建立投资吸引力指数,对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吸引力水平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价.结果表明: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吸引力水平整体偏低;不同区域和不同层级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吸引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企业的投资吸引力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企业,高校/研究院所类国企、县级国企、省级国企、地市级国企、央企及其控股企业的投资吸引力水平依次降低;特殊利益诉求、可持续发展能力、财务绩效水平和公司治理能力对企业投资吸引力水平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且政府补助强度、创新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董事会治理、高管激励以及股权结构等对企业投资吸引力具有重要影响.     

央企落户潮汕大地 助推粤东经济发展

正近年来,随着广东省加快推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战略,越来越多的大型央企、国企纷纷落户潮汕大地,助推潮汕经济发展。央企扎根汕头抢占商机2011年以来,汕头市委、市政府充分发挥吸引国内外大中型企业、本地民资和海内外潮商三种资源的力量,携手国内大型企业共同推进汕头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总部经济。目前,央企、民企和海内外潮商正成为拉动汕头产业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浅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六个切入点

正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央企国企党组织引领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央企国企党组织巩固国家经济命脉和执政基础的政治保障;是央企国企党组织参与企业改革发展工作的必然选择。在央企国企中,共产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素质和能力都比较高,在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不论是管理部门,还是生产岗位,共产党员勇挑重担,承担要职,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央企国企党组织是把握企业发展方向、推动企业科学发展的核心力量。因此,央企国企党     

中介服务机构对非正规创业正规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

本文利用收支差异法对我国29个省份的非正规创业正规化转型水平进行估算,在此基础上,以中介服务机构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政府管制和企业税负对非正规创业正规化转型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管制对非正规创业正规化转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企业的税收负担对非正规创业正规化转型的影响不显著;中介服务机构在政府管制和企业税负对非正规创业正规化转型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为未来非正规创业研究提供了相应的借鉴和参考。     

CEO与董事会的策略选择演化博弈研究 ——基于不同企业性质视角

文章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分析不同企业性质的中国上市公司(国企与民企)CEO和董事会的行为特征所衍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在CEO和董事会双方均为有限理性主体的前提下,文章引入了声誉激励和股票期权激励的组合模型,运用演化博弈对比分析不同企业性质的CEO是否努力工作的策略选择和董事会监管力度的策略选择的互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影响该互动机制中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民企和国企双方主体在演化博弈过程存在四种演化稳定策略.     

《预算法》实施影响了企业税负粘性吗北大核心

2014年,我国对《预算法》进行了首次修改,深化了财税体制改革,因此评估其实施效果意义重大。本文从企业税负粘性角度出发,基于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2014年修订的《预算法》实施对税负粘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预算法》实施可以显著增加企业的税负粘性,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预算法》实施影响税负粘性的作用机理主要在于抑制企业内部避税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预算法》实施效果在不同情境下具有差异,产权性质为非国有、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小和税收征管力度较弱时,实施效果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为评价《预算法》实施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也为深化预算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启示。     

“国退民进”的陈氏悲剧

陈国军命案，是民企整合国企中文化冲突的极端反映。这场悲剧值得民企、国企和地方政府三方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