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以来新疆县域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异研究

以1975-2010年8个年份的县域产业数据为基础,运用探索性空间统计方法(ESDA)对该时段新疆县域产业结构发展格局的时空差异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空间格局来看,新疆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态势显著,并呈现出以2000年为拐点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五五”时期以来,主要分布在北疆、东疆的产业发展热点区域由单一的核心区域向东扩展为三大核心区并列(“克拉玛依—奎屯—乌苏”、“乌鲁木齐—昌吉”、“哈密—吐鲁番”),进而连接形成天山北坡优势产业带;但“十五”时期以后,产业带又收缩为原有的三个核心区.新疆冷点区域主要集中于西南部,其范围呈现出2000年以前不断向东扩张到阿克苏、和田东部地区,而2000年以后又开始向西退缩至和田西部、喀什地区.总体来看,沿东北到西南方向,新疆产业结构的集聚分布呈现出“热点区—次热区—次冷区—冷点区”的阶梯环形带,并有按梯度推移模式扩展的趋势.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区域政策环境是促使产业结构时空格局发生演化的重要因子,其中改革开放和自1999年底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新疆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从资源要素错配视角出发，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缓解土地资源错配与劳动力资源错配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亦会通过加剧资本错配抑制农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具体呈现出“西部>东北>中部>东部”的特征。由收敛模型检验结果可知，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收敛性客观存在，而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促进其区域收敛的“加速器”。     

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文章从农村包容性绿色生态、农业包容性绿色生产、农户包容性绿色生活3个维度考察2010—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性与驱动因素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式上升趋势,2017年之前,呈现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分布格局;2017年之后,中部地区逐步实现对东北部地区的赶超。(2)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东部,低—低集聚区则主要位于西部;全国及四大区域内部存在不同程度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区域内差距正在缩小。(3)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创新创业、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均能够提升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容性绿色生活方面。同时,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对包容性绿色生态存在积极影响。应当持续优化乡村绿色发展政策效能,实现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户参与分享生态价值的协同增效,通过创新创业引领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以带动乡村绿色消费为着力点,完善和拓展城乡融合发展功能布局与总体规模,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区域协作和绿色融合总体布局。     

浙江省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借助熵值法构建乡村性指数,并测算浙江2003、2012年浙江省各县乡村性,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县域乡村性水平的空间分异,并以市场力、行政力、内源力和外动力四维探究了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浙江乡村性指数格局较为稳定,但差异较大,由东北杭嘉湖、宁绍平原地区向浙西南地区逐渐升高。2浙江全省乡村性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呈现高乡村性水平地区的集聚,且2003—2012年全局空间集聚态势增强。浙江乡村性的空间集聚态势日趋稳定,形成以环杭州湾的乡村性冷点区,区域经济发达、城镇化水平高;以云和县为核心的浙西南乡村性热点区,为全省城镇化"低地"。3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特色的海洋产业发展、政府投资与行政区划的调整、农业机械化和对外贸易等是驱动浙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安徽省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依据乡村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建立乡村性评价指标及乡村性指数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并借助ArcGIS和GeoDA软件,对安徽省61个县域乡村性进行空间表达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①运用乡村性指数度量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和程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符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②安徽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非农主导型三种类型,且各类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2.95％、37.70％和39.34％;③安徽省县域乡村性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及正向空间关联性.其中,安徽省北部地区是乡村性发展的热点区域,而南部地区则为乡村性发展的冷点集聚区.并提出推进县域乡村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在测度重庆三峡库区各区县"新四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度指数、协调度指数和相对发展指数,从库区整体和区县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00、2005、2010和2015年4个时间节点对库区的"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5年,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整体上提升均比较明显,但"新四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高值都集中在主城及周边区县。(2)2000—2015年,重庆三峡库区整体尺度的"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比较有限,相对发展指数处于"新四化"发展同步于生态环境状态。县域尺度的协调度指数平均值介于0.549~0.818,且库腹区县的波动幅度大于库尾区县;相对发展指数平均值介于0.461~1.174,其波动规律与协调度指数相反,即库尾区县的波动幅度大于库腹区县。(3)2000—2015年,重庆三峡库区协调度指数和相对发展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圈层扩散现象,基本形成了库尾高水平和库腹低水平的片状集聚区。(4)2000—2015年,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阶段和类型都经历了从低层次型向高层次型的蜕变过程。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基于Mann-Kendall方法对1990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进行突变点分析,结合数理统计及空间分析方法,在Arc GIS、Geo Da等软件支持下,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进行多视角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空间总体呈东北—西南格局,重心迁移以东西方向为主、南北方向变化较小,在主半轴方向上阶段性特征明显,辅半轴则呈持续收缩趋势;县域经济格局具有两极分化、圈层扩散、地域差异等特征;1990—2003年区域县域经济呈集聚分布态势,2003—2013年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态势有所减弱,热点区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冷点区集中分布于中西部地带;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满足位序—规模法则,其发展状况呈分散均衡型,其演变格局表明各类型县域比例差异较小,东部经济地带以先升后降型为主,中部经济地带以下降型县域为主导,西部经济地带主要为持续上升型;地理区位与交通条件、产业布局与全球化水平、城市等级体系状况、国家政策导向等因素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     

基于地统计分析的安徽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研究

以安徽省各县域人均GDP为研究指标,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克里格空间插值、空间变异函数等方法,结合ArcGIS9.3及GeoDA软件对安徽省县域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县域经济自2002年开始出现微弱的空间集聚态势,人均GDP自西向东有逐渐增加,从北向南有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HH区主要位于皖江城市带中个别县域,LL区主要位于西北地区,LH区与HL区大部分交错分布在中部地区.皖江城市带地区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西北地区逐渐沦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洼地”.冷点地区主要分布在皖西北地区,热点地区分布在皖中及中部偏东地区.空间变异分析发现安徽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受区域中心地区影响力度逐渐增大.总体上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增大,区域资源禀赋与交通区位、发展政策、中心城市发展状况是引起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云南省粮食生产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以云南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选取1990-2019年县域粮食产量为研究指标,运用区位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空间回归方法分析云南省粮食生产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1)云南省县域粮食生产集中分布趋势不断增强,粮食生产重心向滇东北移动;(2)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相关性,高产区分布在滇东地区,低产区分布在滇西北地区;(3)粮食生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滇东地区并向滇东北扩散,低-低集聚区分布在滇西北和滇中地区,滇中低-低集聚效应显著增强;(4)滇中、滇东和滇南某些县城粮食生产存在空间离散性;(5)第一产业产值、乡村从业人数、播种面积、土地面积、年均气温的差异是影响云南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中国县域粮食产量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变化

基于2000—2014年中国县域粮食产量和社会经济指标数据,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近15年来不同区域粮食产量变化特征,并探讨了中国县域粮食生产格局的空间演变、分异特征及影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近15年来全国粮食生产整体呈上升趋势,2004—2013年出现了粮食产量"十连增"现象,全国粮食产量平均年增长率为2.43%;粮食产量变化具有地形分异规律,九大农区中粮食产量比重较高的农区分别为黄淮海农业区、长江中下游农业区、东北农业区。(2)全国粮食高产县数量增加,粮食生产重心逐渐向东北偏移;粮食生产分布格局仍符合胡焕庸线分布特征,但西北部粮食高产区范围有所扩大。全国粮食增产和减产区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且集聚状态不断加强,高高集聚区逐渐向东北农业区偏移,低低集聚区逐渐向东部和南部沿海偏移,中国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工更加清晰。(3)2000—2014年,影响全国范围内粮食产量分布的主要因素由人口和第一产业增加值转变为耕地面积和农业机械总动力,不同因素对粮食产量空间分布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Test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non-linearity of the Phillips trade-off in the Euro Area

This paper tests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non-linearity of the Phillips trade-off in the aggregate Euro Area, in an unobserved components model of stochastic NAIRU and trend output featuring the Phillips equation and the Okun law as main identifying equations, with quarterly data for 1970:I-2002:III. The Phillips curve turns out to be linear and its trade-of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ile non-linearity shows up in the Okun relation. The results prove to be robust to alternative lag length structures of the model, and to alternative non-linear functional forms. The trend-cycle decompositions estimated with the model captur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Euro Area’s recent macroeconomic record.First version received: 1 September 2003 / Final version received: June 2004CEMPRE - Centro de Estudos Macroeconómicos e Previsão - is supported by the Fundação para a Ciência e a Tecnologia, Portugal, through the Programa Operacional Ciência, Tecnologia e Inovação (POCTI) of the Quadro Comunitário de Apoio III, which is financed by FEDER and Portuguese funds.We thank comments on earlier versions by Fabio Canova, Miguel St Aubyn, Alvaro Almeida, Pete Richardson, Kevin Ross, and two anonymous referees. We acknowledge James D. Hamilton’s help with the confidence bands. The usual disclaimer applies.     

Losing the lead: the patenting decision in the light of the disclosure requirement

Empirical findings state that the disclosure requirement might be a reason for firms to rely on secrecy rather than patents to protect their inventions. We choose a dynamic framework in which we can explicitly analyze the patenting decision reflecting the tradeoff between a positive protective effect and a negative effect due to the required disclosure of the protected invention. In spite of a patent, the inventor's rival may still enter the market with a non-infringing product. Measuring the technological lead of the inventor by a time advantage he has compared with his rival, we show that if his headstart exceeds a critical threshold, he will not patent and rather rely on secrecy.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     

社会保障与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关联性分析

利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社会保障与农业及其相关产业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社会保障对农业及其相关产业既有拉动力又有推动力;社会保障对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推动作用大于拉动作用;尤其对农业、畜牧业、渔业三个产业的推动作用很强。这为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