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研究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1998—2008年人口和GDP数据支持下,应用区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并结合耦合指数对经济区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西南方向,在大的趋势上存在耦合关系;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南高北低,围绕经济区中心城市聚集;人口和经济聚集的主要轴线为浙赣线,次要轴线为昌九线,并表现出先在昌九线集聚,后向浙赣线集聚的态势;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高度相关;根据耦合指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可划分为经济极化型、经济超前型、协调发展型、经济滞后型和经济落后型五类区域。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单产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探究

运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001—2014年粮食生产面板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方法以及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单产时空格局演变情况及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单产年际间有所波动,但整体呈快速上升态势,粮食单产变异系数呈先波动下降后持续上升特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单产具有较强的全局空间相关性;粮食单产处于高—高地区和低—低地区的县(市)较多,处于高—低地区和低—高地区的县(市)较少;2001、2014年种粮人口规模、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用电量、农用化肥折纯量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单产驱动作用存在较大空间异质性。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域经济类型划分及其产业政策探讨

县域经济是江西省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基石,对整个区域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作用.采用2007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域的统计数据,选取3类11个反映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根据聚类分析的原理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县域划分为5个县域经济类型,并对不同类型的县域提出了不同产业政策建议,这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提供分类指导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变化特征的网络分析及机理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以皖江城市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变化的网络特征,并以核心—边缘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得出该方法应用到城市空间经济联系中的有效性。结果显示: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的网络结构渐趋于复杂,但经济联系还处于弱联结状态;从点度中心度的变化趋势看,芜湖的点出度增幅最大,合肥的点入度增幅最大;由中间中心度比较可知,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正逐步趋于均衡,但网络中存在明显的结构分层并从侧面进行了验证。最后提出要素的集聚与扩散、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交通方式的创新及开发区建设等共同形成了驱动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不断变化的机理。     

低碳旅游发展模式与政策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低碳经济的诞生,催生了低碳旅游的兴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把生态建设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低碳旅游是其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低碳旅游的研究背景,构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低碳旅游”的三轮驱动模式:政府部门、旅游企业、旅游者,提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低碳旅游的政策.     

环鄱阳湖区域低碳旅游规划设计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国务院已于2009年12月12日正式批复,这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低碳经济为践行生态理念提供了新的发展指向.旅游具有响应低碳经济模式、运用低碳技术、推行碳汇机制、倡导低碳消费方式的先天优势.从营造低碳旅游吸引物、建设低碳旅游设施、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入手,构建环鄱阳湖低碳旅游模型,寻求鄱阳湖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新突破.     

论从地税角度促进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环鄱阳湖生态经济,促进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当前乃至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本文结合地税工作职能,对发展环鄱阳湖生态经济的认识、思路、地税政策以及服务和支持措施提出了看法和建议,以期为促进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之借鉴.     

基于合作博弈的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不仅将为长江下游东部发达省份提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水资源的涵养,还将使东部地区免遭自然灾害、疾病传播带来的巨大损失。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地区市场分割状态严重阻碍区域间经济合作。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的江西省与长江下游发达地区间无限重复的合作博弈分析,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除提供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的服务外,作为承接东部生态补偿的补偿,江西可以用提供生态农产品和生态旅游服务等与东部加强合作。让东部地区既能分享短期的直接利益,又能以长远眼光注重长期的、整体的、国家的利益,积极主动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屏障构建的SWOT分析及对策建议

生态屏障构建是确保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目标实现的客观需求,特别是维护"一湖清水"的根本保障。本研究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构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屏障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屏障的一系列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公众环保意识;继续增加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投入,有效控制各类污染;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实现流域上中下游之间社会经济的公平与均衡发展;协调统筹流域规划体系,强化流域综合管理。     

基于多目标规划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有机复合系统,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选取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三个子系统为目标参数,并设置相关的决策变量,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多目标规划模型,用模式搜索算法进行求解,通过调整和控制"投入"来达到以上目标。进一步分析不同发展目标要求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路径方案,并给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呼唤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对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作用。就经济改革而言,我们的经济改革不可能离开经济伦理的支撑。就经济发展而言,经济伦理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对其所要求的社会形式或体制予以正确地认可与选择;对经济活动的目的及其实现方式予以确认,并为之提供精神动力;给社会提供了一只强有力的手,为调节和指挥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经济安全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大量的、有些是独特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能否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目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良性运行状态，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避开了亚洲金融动荡的冲击。但我国经济安全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业安全。对外开放的步步深入，会对我国部分产业部门产生冲击，如汽车、机电、农业、电讯、石化等产业。由于国外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丰富的营销手…     

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潮流。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各国在资源和产业等领域竞争的加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首先从资源、产业、发展角度给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含义、核心以及本质表现。又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并提出提高我国经济安全度的相关措施。     

经济自由--经济全球化的最基本经济伦理原则

追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经济自由乃是使市场经济富有活力的灵魂,也是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内在依据和基本伦理准则,中国已经加入WTO,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经济自由,是确保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砝码.     

反倾销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对华频发反倾销调查,涉及多个行业,多数最终判决征收反倾销税,以抵消进口造成的"重大损失"。从经济学角度,从微观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到宏观的需求和供给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从中国进口并未使美国受损,受损的仅是生产率较低的同类商品生产商,消费者获益更多。相反,对华反倾销不会给美国带来福利改进,由于诉讼费用、征税成本、连锁反应、报复性反倾销等因素实际福利损失往往很大。因此认为,美国对华实行自由贸易优于采取反倾销措施,减少贸易摩擦。     

经济辐射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辐射既表现为自然界不同物体间的能量相互传递，也表现为人类社会资源的互相流动。经济辐射理论既可以深化我们对扩大开放的新认识，也可以说明区域、产业等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到均衡过程。     

Economic Diplomacy

We study bilateral conflicts that affect the welfare of third parties, the stakeholders. The conflict takes the form of a war of attrition and intervention is modeled a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stakeholder “aids” the agreement with transfers to the contenders. We characterize the optimal policy when the stakeholder limits its intervention to a unilateral commitment to compensate the contenders if the conflict is resolved, and show that if contenders must be treated equally after agreement, then the optimal policy cannot eliminate the delay in resolving the conflict, and intervention is only advisable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enough. Economic diplomacy is modeled as a three‐player game where the stakeholder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where transfers are discussed simultaneously with a settlement for the conflict. We prove that, provided that none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s too impatient, diplomacy benefits the third party in all confli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