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配置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高管持股的调节作用

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势必会影响创新投入水平。基于2016-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资产配置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高管持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提高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削弱企业金融资产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因此,监管机构应当加强金融监管,鼓励企业间的良性竞争,逐步改变金融业的超额回报率的市场特征,抑制金融投机行为;同时企业应实施股权激励方案,让高管持股,从而减少其短视行为,更多的进行创新投资活动,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高管股权激励、研发投资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有研究表明“脱实向虚”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高管的决策影响着企业金融化程度,而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方式,能够影响高管的行为。文章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高管股权激励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研发投入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管理者金融危机经历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8—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烙印理论”，考察了管理者金融危机经历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的金融危机经历对其所在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而在金融危机期间遭受财务困境的企业中受到明显抑制。拓展的研究表明，经历过金融危机的管理者持有金融资产的动机并不单一，但获利动机更强烈。最后文章还发现，管理者的获利动机和管理者自信可能是金融危机经历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关键作用机制。文章从企业微观层面拓展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并对企业管理者经历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中国式融资融券与企业金融化——基于分批扩容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聚焦于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背景下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将分批次放开融资融券限制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融资融券机制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融券机制的实施总体上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实际交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机制。虽然融券机制对企业金融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在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高度不对称的情形下,活跃的融资交易加剧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短期投机套利行为。金融资产与经营资产的收益率差距和股价下跌风险是企业调整投资策略的两个关键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只存在于管理层持股和机构持股比例较高、产品市场竞争较弱和处于牛市行情等情形中。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式融资融券的经济后果,也从制度环境层面为厘清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数字金融发展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金融机构识别客户的能力,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表现出“马太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实现。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数字金融发展更是助推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而非金融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能够有效抑制数字金融发展对其影子银行化的助推作用。     

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与企业违规行为

文章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能够显著加剧企业违规行为，即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越强，企业违规倾向越大、严重程度越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抑制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情境性分析表明，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正向关系在低货币薪酬、高持股比例或低市场化水平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与企业违规行为的相关文献，同时为高管薪酬制定以及如何规范企业违规行为提供了参考思路。     

数字金融、信贷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

利用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基于信贷期限结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作用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数字金融通过延长企业信贷期限调节企业投资行为,促进企业实业投资,抑制金融投资;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影响在高融资约束和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效应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降低经营风险。     

美国货币政策与中国企业杠杆增长 ——基于外资持股行为的差异分析

以美国货币宽松政策背景和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增长事实为基础,探讨了中国企业杠杆增长和美国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实证结果表明:虽然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会显著促进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增长,但对外资持股企业杠杆增长的促进影响要小于无外资持股企业.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上述影响和影响差异会越小.外资持股主要是通过加强企业内部融资能力,而不是股权融资优势来缓解美国货币政策宽松的杠杆增长促进影响.伴随美国货币政策宽松而增加的融资供给没有被无外资持股企业同步用于资本性投资,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其他投资.沪港通政策可减小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中国企业杠杆波动.     

“国家队”持股能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吗?——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公司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队”长期持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队”持股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降低经营风险和缓解融资约束的风控促融路径、减少管理费用和抑制盈余管理的治理优化路径,均为“国家队”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为证金系持股企业、国有企业或者处于较差制度环境的地区时,“国家队”持股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效应更加显著。此外,“国家队”在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同时,能积极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显著促进主业投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     

社保基金持股与企业金融化

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保基金持股会抑制企业金融化；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企业、经营收益率较低以及现金持有量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社保基金持股可通过提高企业实体资产投资水平或增加分析师跟踪，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本文建议，应逐步扩大社保基金的入市规模，适当放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的各项限制，充分释放社保基金在稳定资本市场与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潜力。     

外部监督抑或机会主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发挥外部监督效应，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减少企业金融化，但同时也可能发挥机会主义效应，导致管理层自利成本降低，从而加剧企业金融化。为此，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加剧了企业金融化，且随着管理层自利动机的增强，二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这支持了机会主义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的正相关关系仅在国有企业和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显著。当管理层自利动机较强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升金融化后，对企业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应计、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

本文从委托代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信息不对称三个理论角度探讨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对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机理,并以2011—2017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实证样本,考察高管薪酬与应计、真实盈余管理这两种行为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薪酬越高,其应计、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越低。进一步地,考虑高管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持股弱化了高管薪酬的正向激励作用。并且,高管持股比例增加,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偏好要强于对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这可能是高管考虑到后者对企业长期价值的损害较高。     

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基于内外监管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实体产业增长率放缓,而金融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实体企业倾向于进行金融投资,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上升。基于此,文章选取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实证方法探讨了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内外监管视角入手,深入探讨了内部控制与分析师关注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并且这个结果在替换了自变量后依然稳健。进一步认为内部控制与分析师关注均能够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即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负向效应。     

风险投资的公司治理作用:高管薪酬视角北大核心CSSCI

风险投资在公司治理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文章从高管薪酬的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对其所持股的创业板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和结构,特别是对薪酬理论中的关键指标——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与无风险投资持股相比,风险投资支持企业的高管总薪酬水平和股权薪酬显著更高;高管货币薪酬绩效敏感度较低,即风险投资对传统的管理层货币薪酬治理机制具有"替代效应",而风险投资支持企业的高管股权薪酬水平显著较高,风险投资发挥了对高管股权薪酬的"促进效应";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会显著影响风险投资替代效应、促进效应的发挥。文章揭示了风险投资对企业实施监督及增值的一种治理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在不同股权结构下的变化,为研究我国风险投资的价值增值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5年103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并将高管持股金额与年薪比和高管持股比例纳入文章研究范围。结果表明,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而高管持股金额与年薪比对公司绩效有较强正向影响。     

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

基于我国宏观经济中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的背景,本文选取了2010年～2020年度沪深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的关系,以及融资约束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呈显著正相关,企业金融化趋势越深,企业财务风险越大;而融资约束在二者间具有调控作用,融资约束和企业金融化的交互作用能显著降低财务风险。本文丰富了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研究,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引导企业“脱虚向实”、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提供一定的参考。     

不同成长机会下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以A股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以我国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成长机会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长期负债资本比对公司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国有股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对公司绩效存在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公司成长机会的增加,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非国有法人股持股对公司绩效正向影响作用增强;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股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与长期负债资本比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随着公司成长性的变化而变化.文章研究对于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优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银行竞争与企业金融化——基于融资约束及银行监督的双重视角

如何预防我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文章以2007—2020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我国银行业结构竞争视角，着重探究并检验银行竞争加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文章发现，整体上银行业竞争的加剧显著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且该效应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强化银行作为“大债权人”的外部监督机制的双重路径实现的。进一步地，文章从微观产权性质、中观外部制度环境以及宏观货币政策三方面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银行竞争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而货币政策未能与银行竞争达成协同效应抑制金融化。文章的研究对于深化银行业改革以构建健康、有序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高管人员是企业内部拥有最终决策权的团体,其战略决策势必将影响公司经营绩效。本文选取2018—2020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1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高管平均年龄、平均学历、薪酬水平、持股比例等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构建研究模型并进行描述统计、多元回归等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年龄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其受教育程度、薪酬水平、持股比例均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分析

通过运用2008-2010年的最新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管年薪与企业绩效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影响高管年薪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高管持股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相关性,但不显著;要使高管持股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就必须给予高管合适比例的持股,以达到激励高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