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力就业及其结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估计了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经验研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力就业及其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这种正向影响不受全球价值链参与估计方法、控制变量范围的影响,在考虑了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后,结论同样稳健;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比出口更能促进劳动力就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呈"倒U型",当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0.62时,其对劳动力就业影响最大;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不同行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其对轻工业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比重工业更大;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就业结构也存在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低技能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群体的需求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进程中稳定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影响企业生产率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测算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有益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显著存在。另外,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资本密集度、贸易方式以及产品多样性等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发现,国有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的生产率效应最高,外资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低;高资本密集度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率效应要高于低资本密集度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多元化的产品策略更有利于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率。     

全球价值链、制度质量与出口品技术含量——基于跨国层面的实证分析

本文提出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制度质量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对出口品技术含量影响的内在理论机制。使用WIOD数据库基于附加值贸易法计算了各国出口的国外附加值率,以此作为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代理变量,并利用166个国家HS1996六位码产品数据测算了各国出口的技术复杂度。最后基于1995-2011年37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对出口品技术含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质量与出口品技术含量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全球价值链与制度质量的交叉项的系数也显著为正,实证结果全面印证了理论假说;区分时间段的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价值链对出口品技术含量的提升效应有所减弱;区分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回归结果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对OECD国家出口品技术含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非OECD国家。     

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改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吗——基于双重稳健—倾向得分加权估计

世界经济已全面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时代,探讨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整合的更细致的微观数据,基于双重稳健—倾向得分加权估计,从企业层面考察了参与全球价值链是否会改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效率.研究发现:(1)参与全球价值链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在价值链嵌入度较高和新嵌入全球价值链1～2年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外资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后获得更大幅度的生产率改善,而国有企业则面临突出的生产率下降问题;(3)参与全球价值链会显著促进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效率改善,但这一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不突出.     

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为衡量贸易利益的指标,测算了2002-2012年我国制造业的贸易利益;并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以国际分工地位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试图从微观产业层面寻求改善我国制造业贸易利益的路径。研究发现:得益于我国制造业垂直分工程度的提高,绝大多数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呈改善态势;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的改善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技术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     

全球价值链和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将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剔除,构建了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指数,有效地将一国国内创造的技术含量从整个产品的技术含量中分离出来。接着,利用1998-2011年中国1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没有提高国内技术复杂度,但是研发投入和良好的商业及制度环境会在全球价值链对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偏效应中产生正向作用;对国外附加值区分来源国进行分组的实证结果表明,来自东亚3国和地区的国外附加值率对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而来自美国的国外附加值率对国内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正向影响。     

企业管理能力、制度环境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中国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UIBE-GVCs Indicators数据库,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探讨企业管理能力、制度环境及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企业管理能力显著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及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这三个渠道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第二,在异质性分析中,对于具有不同贸易方式、企业性质以及技术密集度的企业而言,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一般贸易企业、国有企业、低技术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且企业管理存在“管理滞后”效应;第三,制度环境强化了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促进作用。本文从微观视角为如何在世界大变局的动荡环境中促进企业完善自身管理,进而促进其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政策启示。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立足国内大循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基于全球价值链位置视角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及省级数据展开研究，通过构建国内大循环指数，计算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以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考察国内大循环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国内大循环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内大循环对外资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在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高等教育人才比重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但制度质量存在负向中介效应。本研究结论为加速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充分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作用以及国际循环的赋能作用，通过国内大循环吸收全球优质资源，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基于TAPED数据库对2000—2014年中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条款深度进行横向测度，并利用UIBE全球价值链数据库系统检验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行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后，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一体化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细分参与度后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一体化能够提高全球价值链的透明度，促进价值链关联，强化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弱化其后向参与度；细分行业后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助推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全球价值链嵌入波动与出口加成率提升

本文探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成本加成率的现实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过分样本检验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较外资企业更大；对一般贸易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来料加工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高技术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低技术企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生产率、劳动要素价格、中间品要素价格是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重要中介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出口加成率的现实应客观认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存在极大波动风险，宜实施“稳中求进”策略。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经济全球化的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将中间投入引入议价模型,构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模型,并利用2000—2008年中国制造企业数据,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关系;(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东部地区企业、私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3)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存在"劳动技能渠道"和"加成率渠道",但作用方向不同。为平衡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负面影响,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CAFTA框架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趋势——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计算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具体描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框架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趋势。结果显示:是否参与CAFTA使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变动趋势整体呈现出显著差别,与东盟存在贸易关系的企业出口DVAR上升趋势比无贸易关系的企业更加明显;从分地区来看,DVAR东高西低,但中西部地区增速相对更快;从分行业来看,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两者密集结合的行业出口DVAR上升较快;一般贸易企业出口DVAR最高,加工贸易企业最低。倍差法实证检验结果显示CAFTA对中国企业出口DVAR存在较显著的影响。中国应当更加积极地推动自由贸易区战略以便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能溢价——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劳动力工资技能溢价(技能与非技能劳动工资之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总体来看,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与技能溢价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较低时,企业提高价值链参与度将提升技能溢价;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较高时,则将缩小技能溢价。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引起的技能结构(技能劳动占比)与利润率变化呈倒U型;异质性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因企业所在区域和所有制类型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通过考察市场特征对技能溢价的调节作用,本文发现地区市场一体化会弱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能溢价的提升效应,而最低工资制度则会强化这种效应。     

全球价值链参与、区域经济增长与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首次从空间维度解构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经济增长效应,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微观数据以及2002年、2007年和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不仅产生地区内溢出,也产生空间溢出,表明某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经济增长,而且间接带动了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全球价值链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金融危机前后时段特征和国家异质性特征;在进一步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的不同嵌入方式后发现,虽然全球价值链功能嵌入相比产品嵌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地区内溢出效应更强,但在空间溢出上,功能嵌入由于服务链条的相对封闭性、知识构成的复杂性和专用性,空间溢出并不明显,产品嵌入则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出口就业效应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化分工体系逐渐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为各国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但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为此,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以2005—2016年世界银行、TiVA数据库62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同时将不同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标准进行分组,探究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受影响的程度、方向及路径。得出结论：全球价值链对各国就业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通过出口效应间接影响就业,并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分组实证结果表明,总效应为正,分组国家在出口路径受影响方向与整体检验一致,但中低等收入国家受影响程度远高于中高等和高等国家。     

内外销耦合协调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本文立足微观层面“双循环”,在分析内外销耦合协调如何影响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部分企业的内销与出口耦合协调度较低，而内外销耦合协调对企业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内生性、改变测度方法后，这一结论依然显著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内外销耦合协调对一般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高竞争程度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效应较大，且与国家发展阶段有关。此外，激励创新和降低经营风险是内外销耦合协调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两个重要影响渠道。因此，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深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内外销耦合协调度是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途径。     

自由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FTA深度作用的考察

价值链分工模式不仅重塑了世界贸易新格局,也对传统贸易规则提出了严峻挑战,签署FTA成为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并追求更高水平贸易规则的主要途径。本文考察深度FTA对各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根据WIOD最新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41个国家(地区) 2005—2014年的GVC参与程度、GVC参与长度及GVC位置指数,对总体样本、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分别进行回归,并重点考察FTA深度条款的具体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一国签署的FTA数量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没有影响,而FTA深度能够有效促进一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并提升价值链上游度水平,此效应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具体条款方面,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条款是保障一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关键因素。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通过系统性地梳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全球价值分工的作用机理,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待检验的研究假说,随后基于全球紧急灾难事件数据库和Eora MRIO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库展开了相关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显著阻碍了全球价值链相关生产活动的开展;在机制分析中发现,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抑制投资的渠道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作用.在机制检验环节引入契约环境指数后发现,优良的契约环境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共卫生事件出现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冲击.     

企业税、生产率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本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判断企业国内税、生产率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关系,基本结论表明:较高的国内税会抑制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生产率对税收负效应有调节作用,即生产率较高企业受国内税的负面影响会较小,生产率对税收扭曲的调节作用在理论上源于高生产率企业对间接税的转嫁较少,税负对贸易活动的影响较小;企业税的负效应至少部分通过提高加成率来实现;企业层面的实证检验结果显著地验证了上述理论判断,结论是稳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内税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负效应因税收政策和企业性质而异,企业税负效应及生产率的调节效应在高税赋企业中更大,民营属性有助于削弱税收负效应并提高生产率调节效应。可见,"减税降费"能够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减税的效果会更加显著,改善生产率是深化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