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区域外在性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测算了我国29个省、市的外在性相对交易费用、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指数,并选取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对外在性交易费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各区域的外在性相对交易费用也随之上升;而随着体制转型的不断深入,经济制度的变迁节约了交易费用。由于各省、区、直辖市的经济规模、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地理环境等条件不同,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对交易费用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经济发展、体制转型与交易费用的实证分析

使用协整分析方法对转型时期中国经验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发现,1978-2003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制转型与交易费用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和短期误差修正机制.可以从数量上证明,样本区间内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相对交易费用水平;而卓有成效的体制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相对交易费用水平的提升.     

中国交易费用变动的动态机制和传导路径——一个基于VAR方法的实证研究

为了拓展交易费用定量研究的领域,有必要对我国体制转型时期交易费用变动的动态机制和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特征,借助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可以具体测算交易费用对经济增长变动和对体制转型程度的变动的敏感程度,进而比较二者对交易费用变动的贡献率大小。     

政府规模、经济发展与交易费用——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Hirshleifer建立的交易费用模型基础上引入了政府规模变量,阐述了政府规模、经济发展与交易费用的关系。之后,本文以2009年106个国家(或地区)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平均水平下,政府规模的增加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供给降低社会交易费用;就动态角度分析而言,政府规模对交易费用影响呈现动态"V"型关系,经济发展前期交易费用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下降;经济发展后期交易费用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上升;经济发展后期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容量的提升,必然引起国家交易费用总量的上升;经济发展作为一个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其对平均交易费用的降低起到了积极的显著作用。     

体制转型期“三农”问题东西部差异的理论诠释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转型为城乡劳动力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因劳动力流动限制和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对城乡差距扩大的影响,"二元结构"体制不能解释目前我国"三农"问题加剧现象."三农"问题的东西部地区差异表明,西部地区因交易效率低、分工演进慢、农村工业化进程受阻,导致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沉淀,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是我国"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的主要诱因.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依赖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的实现,根本路径就是加速西部地区农村工业的发展.     

西部大开发的路径选择--浙江"西进"企业参与西部开发的启示

经济的发展在于分工演进产生的专业化经济效果,分工的演进取决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与分工经济的两难选择,因此经济发展问题与市场中的交易效率成正相关,因此西部大开发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分工水平以及影响分工水平的交易效率。浙江“西进”企业通过提高交易效率,参与产业链条分工对西部地区的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结合浙江“西进”企业参与西部大开发的情况对西部大开发路径选择问题进行了探讨。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农业产业专业化分工的有效交易协调机制

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与水平有赖于有效交易协调机制在解决因此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中发挥重要作用。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相较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社区型合作经济组织，非人格化的市场价格，“公司 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有利于降低农业产业专业化分工进程中的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是一种有效的交易协调机制。在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同时，必须针对其发育初期中存在的问题。坚持有所创新。     

制度转型、经济增长和交易费用——来自中国各省市的经验分析

交易费用的测量是新制度经济学里面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的制度转型及其经济增长为检验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样本。本文力争在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做出如下贡献。第一,我们采用沃利斯和诺思（Wallis,North,1986）的基本思路,首次对中国各省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算。第二,我们对制度转型、经济增长和中国的交易费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制度转型降低了中国的交易费用,证实了好的制度就是节约交易费用;但是经济增长却没有显著地促进交易费用的增加,这与正统的新制度经济理论预期不符;第三,我们证实了交易也存在一定的规模效应,当市场上的交易费用达到一定的程度时,由于规模效应可能会节省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从而导致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减少。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析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战略性代表区域,其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旧动能切换、经济增速换档进程密切相关。基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论文从保障支撑、绿色生态、品质品牌、经济效率、开放创新和民生共享6个维度构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个区域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呈现出从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依次递减的发展态势;从单一维度表现看,除了江苏在六大维度上发展相对均衡,其他省份在各维度上的测度结果呈现了明显的发展差异,再次验证了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均衡的结论。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降低交易费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层面有利于营造公平环境和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在中观层面有利于激励产业技术创新和加速技术扩散，在微观层面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中国2011—2020年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等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其作用会因所有制、所属产业、所处城市的差异而略有不同。数字经济能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化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机制。因此，应以国有企业为示范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以高技术产业为龙头带动技术进步，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基础提升数字化普惠水平，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区域经济差异演化的一个空间均衡模型

本论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形成、交易成本、迁移成本的空间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跨代际的人力资本形成、区域的交易成本、迁移成本在区域经济差异演化中的作用,并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为数据基础,模拟了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化过程.论文认为,区域经济差异的变迁与多种因素相关,在一定的时期,当交易成本出现明显的改善时,会出现威廉逊"倒U型"结构.同时,人力资本的代际转移会导致出现差异放大的趋势,以私人投资为主的教育模式将促成这种放大,而公共教育有助于缩小代际差异.最后,社会致力于迁移成本的降低,将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交易成本与西部经济的发展

实施西部开发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一项重大举措,但目前东西部的差距在进一步增大,西部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障碍,交易成本高昂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降低交易成本是促进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路径。     

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动态研究

以109个县（市）为基本单元,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三方面进行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并应用ESDA等分析法揭示1990-2008年山东省县域经济的时空动态。结果表明：山东经济快速发展,县域经济差异先扩大再缩小,但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城市辖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它地区,平原区经济发展缓慢;鲁东和鲁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提升速度快,经济发展重心向东北部偏移;县市经济发展空间自相关显著,高一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山东半岛,低一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鲁西南黄淮平原区和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东西差异仍是导致山东省内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     

河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实证分析

对河北省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分析显示: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差异逐步扩大。运用Theil指数的空间分解和基尼系数的产业分解方法分析产生区域差异的原因并以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价其区域经济的差异性,说明政府应进一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差距。     

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已经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力量?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创新驱动与新旧动能转换将加剧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不平衡,给区域协调发展带来新的压力.文章首次尝试将关系数据分析范式应用于地区经济差距研究,采用2001?2015年中国分省数据,利用二次指派程序实证考察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基于全样本、分时期和逐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存在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强度远低于资本积累和城市化.在地区经济差距的诸多影响因素中,资本积累和城市化始终扮演主要角色.尽管全要素生产率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强度呈现上升态势,但在短期内很难超越资本积累和城市化而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力量.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更加注重发挥资本要素的空间均衡配置和城市化的空间均衡发展对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关键作用.同时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应该更加积极地推动新动能的空间均衡发展,从而促使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新时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动力.     

收入分成、竞争与中国的省份内经济差距

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已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作为其主要构成部分的省份内经济差距，现有研究却尚未深入。本文立足于省级以下财政分权体制，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梳理了政府间收入分成作用于省份内经济差距的具体机制，进而运用1995—2014年县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省份内经济差距和省级以下收入分成指标，并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省级以下收入分成比例的提高，扩大了省份内各县有效税率的差异，进而带来了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分布和省份内经济差距的扩大。同时，这一作用在经济欠发达省份的效果更为明显。这些发现为理解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区经济差距的形成，以及完善当前财政体制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良好启示。     

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政府宏观调控与制度创新因素

本文从宏观调控和制度创新的角度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加速西部经济发展的思路和观点。笔者认为,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东部导向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使东部的“效率”超越西部的“公平”。与此同时,制度供给不均衡加剧了西部制度变革路径的依赖,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发展差别。需要通过西部地区制度创新,形成西部独立的竞争优势,以此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和良性发展。     

基于区域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研究—以京津冀北为例

打破冀北地区生态恶化与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是京津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它要求相关行政区域在产业政策、生态治理上加强合作,在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发展生态经济.路径在于:通过水权交易和生态补偿,实现生态治理成本的共担;通过项目合作,构建生态型产业体系.基于区域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还要求政府治理形态的嬗变,即从行政区经济和行政区行政转向区域公共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