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

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政策背景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成为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文章基于我国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越多地通过出让土地资源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就会越少地将土地资源抵押或质押,从而削弱了隐性债务的扩张,土地财政与隐性债务呈现相互替代的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财政压力就越大,地方政府就越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资金来源,从而推动了隐性债务的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的上升,会削弱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促使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偿还地方债务的保证,削弱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影响效应的研究,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提供对策建议。     

破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制度安排

＂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其在增加地方财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推高房价、农民失地、实体经济空洞化、诱发金融风险等很多弊端,并且这些问题日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经济稳定发展,使治理土地财政迫在眉睫。因此,要挖掘土地财政产生的制度原因,寻找破解土地财政的制度安排。     

土地财政与我国财政体制关系的经验研究

分税制改革造成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使得地方财政陷入困境,为了财政平衡,地方政府把眼光投向了土地。本文对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与土地财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是我国土地财政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相互反馈的作用机制。通过对土地性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缺口和土地性财政收入在地方财政支出的占比之间的实证分析发现,财政体制、地方税收收入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结构不合理确实诱导了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操作行为,并且土地财政对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阻碍作用。     

土地财政的成因与效应及改革研究综述

在国内关于土地财政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土地财政的成因、效应、改革为主线,对"土地财政"为主题的文献进行回顾梳理与简要评价。现有研究中认为:在分税的财政体制、政绩考核体系、农地征收补偿等制度背景下,推行土地财政模式是地方政府必然选择的行为策略。土地财政效应的观点:正向为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加速城市化进程、推动经济增长;负向为诱发土地违法行为、形成届际政府间的不公平、侵害被征地农民利益、推动房价快速上涨、增加财政金融风险。现有研究中,关于土地财政改革与转型,大多从全国大环境的角度来考虑并从成因入手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在总结现有土地财政改革与转型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中央集中财权与事权"下划"及农地产权制度法律(法理)约束、宏观政策调控中的"地方政府土地行为问责"机制、"后土地财政时代"地方政府的困局与转型、物业(财产)税的征收、特定区域土地财政效应及改革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必将成为今后土地财政研究的新方向。     

我国土地财政的区域差异与成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揭示我国土地财政的量化特征和区域差异的成因。目前我国省际间土地财政强度差别较大,且在2003-2007年间呈现先下降继而小幅上升的变化轨迹。从东中西三大地带看,土地财政强度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土地财政动因的＂GDP锦标赛说＂而拒绝＂财政压力说＂。正是发展条件不同的各地区围绕GDP增长展开锦标赛,将土地作为招商引资筹码,以及推动城市扩张和大力发展房地产业的载体,从而导致了土地财政的区域差异。     

地方政府收入的新来源——基于土地财政问题及财政体制变革的分析

本文主要从地方政府收入的来源及构成入手,结合我国建国以来采用过的财政体制,论述不同财政体制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指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如何逐渐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如何一步步走上土地财政之路,对土地财政的由来及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地方财政应脱离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另辟蹊径,寻找新的收入来源的思考.     

土地财政、房地产调控与土地增值税制度

我国土地增值税的管征经历了简易征收和"精细化管理"两个阶段,其制度变化主要受征税成本、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思维的影响。中央调控政策导致了土地增值税制度的易变和不稳定。土地财政思维促使地方政府对土地增值税进行"精细化管理",这不仅使管理过程中的征税成本急剧增加,也使地方政府对土地增值税产生收入依赖。从长远来看,土地增值税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予取消。但从近期来看,其仍是地方财政不可或缺的收入来源,应该简化税制并逐步减少征税。     

土地财政影响房价作用机制分析

近年来,高房价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在探索高房价的深层次原因时,众多学者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所主导的“土地财政”。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土地财政对地价、投融资需求、保障房建设和中央调控政策四方面影响,从理论上分析土地财政影响房价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土地财政进而稳定房价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来自中部欠发达地区J省的经验证据

现行的财政支出式分权导致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日益严重,而地方政府在收入自主能力受约束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土地财政来缓解地方财政赤字压力。现行的政绩考评体系、预算制度不完善是造成土地财政的重要根源。本文以中部欠发达地区J省为例,验证了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正向影响效应,建议通过完善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的归一性,同时构建以人为本、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绩考评机制来根治土地财政问题。     

基于公共品资本化的地方财政激励制度研究*——土地财政如何影响公共品提供

本文以中国的城镇化为背景,运用公共品资本化原理,分析了地方土地财政制度,包括土地出让金收入制度与房地产相关税收制度,对地方公共品提供激励的传导机制。城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财政对地方公共品提供具有结构性的激励效应,但该激励机制建立在土地和房产交易之上,地方财政努力程度被交易时点截然分割。改革土地财政制度,完善房地产税收体系,实现从交易型向保有型“土地溢价回收”制度转换,将有助于建立对称的、可持续的地方财政激励制度。     

土地制度冲击、土地财政弱化与地方经济波动

国内部分学者基于土地财政的含义,认为土地财政出现的制度根源之一固然是我国的土地制度.基于此,欲破解我国目前土地财政困境,必先从变革土地制度开始.而土地制度变革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土地制度冲击方面,土地制度的冲击通过弱化土地财政影响,进而引起地方经济的波动.试图构建代表性家庭、代表性企业及政府3个部门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将土地制度冲击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讨论不同土地流转冲击下的经济产出、代表性家庭的消费、政府投资及政府债务等变量的变化,以揭示土地流转对于土地财政治理的影响.     

农村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农关系

政策性金融的产生及其作用的发挥,实际上就是财政职能不断强化的一个产物,改革开放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功能趋于弱化,其原因在于:财政实力被过多地削弱,公共产品资源配置不够合理,过分倚重商业性金融的支农效应而弱化了财政对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为此,应当健全财政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持续投入机制与补偿机制,协调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财政还应承担起对政策性金融业务监督管理的责任。     

供求理论视角下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问题探析——以福建省为例

农地流转刺激了对金融的需求,为农村金融业提供巨大的市场,而现有的金融供给和支持力度无法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产生了农地流转金融供求数量和结构性失衡。建议从以下方入手以化解农村金融贷款风险：完善农村金融制度,加强农地流转的金融政策扶持;完善抵押担保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地金融制度奠定基础;改进农地金融服务,创新农地金融产品;健全农地金融的配套制度。     

数字金融、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

国内居民劳动参与不足、家庭财务风险隐现,发展数字金融能否破局？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对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使用程度的加深,有助于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居民创业、吸引劳动力流动促进居民进行劳动参与,居民劳动参与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另外,数字金融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应还可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特征的个体、家庭与地区,数字金融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既存在“数字红利”,也存在多维“数字鸿沟”。本文的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利用数字金融来破解居民劳动参与率不足和家庭财务风险激增两大难题提供了政策参考。     

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财政行动逻辑及其影响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行动主要是为了获得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本积累。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高度倚重土地财政收入,并将其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资金;同时,中央和地方均高度重视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政府的财政行动却导致中国经济陷入未来增长的不确定和发展环境不公的困境。作为应对,政府应在财政公共化的框架下逐步完成省以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构建、规范土地出让金用途,以及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中国金融状况指数对货币政策传导作用研究

文章利用VECM模型构建了我国的金融状况指数,并对我国通货膨胀进行预测检验,发现包含资产价格信息的金融状况指数能够在当前金融市场频繁波动、资产价格急剧变化的市场条件下,对通货膨胀做出及时、有效的预测.这表明资产对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影响.然而,当利用金融状况指数对货币政策的资产传递渠道进行分析时,却发现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资产价格对产出的影响不大.因此,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可以关注资产价格变化时通货膨胀的影响,但由于资产价格在传导过程反应不足,目前还暂不能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指标.     

Impact Fees and Real Estate Prices: Evidence from 35 Chinese Cities

Local governments often charge developers impact fees to finance local public goods. This has been practiced in Chinese cities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however, no empirical studies have tested the effect of impact fees on real estate prices. Using a panel data set for 35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from 1998 to 2008, we find that impact fees lea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eal estate prices. For a given city, an increase in impact fees by one yuan leads to an increase of about 5 yuan in the price of newly-built housing; a 1% increase in impact fees leads to an increase of 5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housing price index and 7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land price index.     

非正规金融市场:反应性还是自主性?——基于温州民间利率的经验研究

关于温州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的大多数典型事实都可以在"反应性"非正规金融范畴内得到合理的解释.支持温州非正规金融具有"反应性"的有力证据来自于对相关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其脉冲响应分析.这些实证分析表明,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扩张将深刻改变非正规金融市场资金价格的短期走势.然而协整分析表明,在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与中小企业信贷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应该被应用于理解温州非正规金融.在该框架中,非正规金融的"反应性"与"自主性"是互为补充的.     

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空间经济学视角探究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三者关系,通过理论与实证检验发现：第一,中国房价有利于促进土地城镇化发展,却抑制人口城镇化发展,而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实行“摊大饼式”城镇化发展的根源;第二,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大部分处于不协调状态,即人口城镇化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第三,2004—2013年各地级市房价、土地财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及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指数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第四,基于地理距离、地理相邻与经济距离权重,利用静态SDM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商品房价格与土地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