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工资效应分析——基于1997-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28个省1997-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整体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工资差距效应和工资溢出效应,结论表明FDI增加了我国内外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对内资部门的工资溢出效应不显著。分区域来看,FDI显著增加了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内外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但对于西部地区的工资差距不具有显著影响;FDI对东部地区内资部门的工资水平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内资部门的工资水平溢出效应为负,对西部地区内资部门的工资溢出效应不明显。     

FDI对我国区域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采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衡量技术进步,将技术进步效应分为直接技术注入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进行研究,同时引入人力资本、本土创新能力、开放程度等变量分别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建立最优拟合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的技术注入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为正,在西部地区则为负。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部地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显现,而在西部地区则偏爱接受中等教育的劳动者。     

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

基于CES生产函数,推导出就业的决定方程,构建FDI、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联立方程模型,测算了FDI流入对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及其通过收入分配因素对就业转移的间接效应,建立FDI流动→收入差距→就业转移的分析框架。结合1995～2012年统计数据,测算FDI差异对我国三大区域内和区域间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及其间接效应。结果表明：FDI因素对三大地区内部就业转移的总效应分别为0.0728、-0.006和0.24;对区域间就业转移的总效应为0.3276。 FDI促进了就业在东部地区内和三大区域间的流动,收入差距是FDI差异导致就业转移的重要传导渠道。     

我国三大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动态趋同性研究

通过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协整分析,表明这三大地区的技术创新并不存在收敛性,而是体现出动态的共同趋势。并且,这种协整性仅仅在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而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无论是与西部地区还是与中部地区,均不存在协整性。因此,从根本上而言,中西部地区要接收东部地区的技术扩散和溢出效应,需要从制度、观念、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提高,这样才能促进三大地区的和谐发展。     

基于面板协整分析的中国省区ELG假说检验

本文在开放经济中引入FDI变量,利用1990-2007年中国29个省区数据,使用Petroni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动态面板协整分析方法检验了ELG假说命题.研究发现,中国省区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东部FDI对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而中部和西部地区FDI的吸收能力有限,只能依靠国内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面板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各省区GDP与出口贸易互为因果关系,东部GDP增长是由出口贸易变化引起的,而西部和中部地区的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不一致.     

FDI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

利用Cobb-Douglas的扩展模型和Panel Data模型对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协整、因果、计量分析,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正的效应,但效果并不显著,并且其促进作用由东到西依次递减,国内投资仍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劳动力投入在中部地区的作用比较显著,在东西部地区的作用有限。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研究

利用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青海除外)1985-2005年间的数据,采用Panel Data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贸易对我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对我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区域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着较大差异。FDI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其次,对西部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外贸易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其次,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相对中西部较小。     

FDI、国际贸易的技术效应与我国省际碳排放绩效

本文基于DEA非参数方法测算了我国各地区1995-2010年的Malmquist-Luenberger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并对其进行分解,估算出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进而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构建了FDI、国际贸易技术效应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的动态计量方程。研究结果显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FDI促进了技术进步,抑制了技术效率的改进,中部地区的FDI促进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进,而西部地区的FDI技术效应不显著;三大区域的进口贸易均抑制了技术进步,对技术效率改进的影响不显著;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促进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进,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进均无明显作用。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将全国各省(区、市)根据区域进行划分,组成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横截面,利用1992-2004年的相关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GMM估计方法,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对进口贸易主要体现为替代效应,进一步比较各区域,发现东部地区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研究——基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异的分析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在各地区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利用全国30个省市2003-2012年的季度数据,采用面板协整的估计方法,研究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均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且东部地区的财富效应高于西部地区。     

环境管制与外资区位分布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1985-2004年数据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理论上看,环境管制与外资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实践上看,我国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且各地区的环境管制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通过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外资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吸引外资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环境规制不是引起外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外资是引起环境规制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外资对我国地区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分析——基于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是否受到研发投入、FDI流入以及人才门槛效应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根据我国1999-2008年省级面部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经验检验后发现: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外资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领域、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一致;外资在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集中在"发明专利"高端创新活动领域,西部地区外资的作用更多地反映在"外观设计专利"低端领域,中部地区居于其中;创新层次高的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才门槛效应。     

对外贸易对就业影响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利用我国1994～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全国和区域两个角度分析对外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证实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就业量的增加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区域来看,东、中、西部的外贸就业效应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出口的就业效应均为正,进口的就业效应在东、中部不显著,但在西部则显著为负并在荬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相关的结论和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

现有关于FDI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的文献往往忽略经济集聚的作用,文章构建"FDI-经济集聚-绿色经济效率"的逻辑框架,并基于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1)FDI对绿色经济效率扮演着双重角色,其既通过产业结构产生负面效应,又通过经济集聚与节能减排技术发挥正面效应;(2)FDI总体上有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这得益于经济集聚在削弱FDI产业结构效应的同时,强化其节能减排技术效应;(3)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地区,当经济集聚适度时,FDI与经济集聚能形成协同效应,从而促进绿色经济效率;当经济集聚超过临界值,全国与东部地区呈现拥挤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效应,由此致使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对外贸易、FDI与我国环境污染动态效应、区域差异

通过对我国1993-2006年间29个省市的对外贸易、FDI对环境污染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分析,发现我国环境污染存在着显著的一阶滞后正向动态性,当期和滞后期出口加剧了环境污染,而进口则更大程度地抑制了环境污染,FDI却仅仅显示了对环境污染的滞后作用,同时也体现了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用;在三大地区中,东部地区的进口对环境污染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贸易与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需要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促进自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开放条件下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创新

本文利用30个省市1999-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全国层面而言,单独的FDI并未对我国专利申请量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分区域的检验表明,FDI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即FDI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无显著影响,却能显著促进中部地区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非国有化程度、城市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等制度因素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直接促进作用,同时制度因素通过增强FDI的吸收能力间接提高了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的研究警示,引资政策应充分考虑中国区域的异质性,不可盲目引资。同时强调制度因素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本文利用1991-2003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就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这段时间里FDI对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有显著的影响,FDI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在区域间的非均衡分布又加剧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最后提出吸引更多的FDI到中西部地区、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环境管制、区域差异与中国FDI工业企业技术效率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根据中国2001-2009年30个省区的相关面板数据,对包含环境管制在内的影响FDI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基于效果衡量的环境管制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基于污染治理投入的环境管制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有着显著的负的影响,而且企业投入在污染治理投资中的比重越高则负面影响越大。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自由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也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全国FDI工业企业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不高,虽然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但增长率却呈现出波浪下降的特点,并且在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间呈现从高到低的阶梯性。     

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2-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2-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FDI规模正相关,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明显;劳动力成本与FDI规模反向变动,且东部影响较弱、中西部影响较强;基础设施与FDI规模正相关;对外开放度对东部FDI有正影响,对中部为负影响,而对西部的影响并不显著;沿海区位优势是东部FDI高于中西部的重要原因。最后,针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