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信仰与价值:APEC困境及前景——对APEC的一个新制度经济学浅析

目前对APEC的研究中对制度研究不是很多。已有的研究大都是描绘性和比较性的,理论深度不够。本文试图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分析工具,对APEC的困境与前景进行剖析。本文指出APEC的诞生与成长是需求诱致型制度供给与变迁,这是探讨APEC一切特征的基础;认为自主自愿对效率既有贡献也有耽搁;论证了建立共同基金和推进制度建设的必要性;探讨了监督成本与进一步制度化的障碍;发现开放地区主义的远见卓识和发展瓶颈、“渐进主义”既是灵活机制也面临着“短边规则”及制度刚性、APEC在制度竞争中前景堪忧等;同时提出简单的应对之策。     

课堂电化教育与学生认知心理

教育心理学理论揭示,在学生认识知识的过程中主要包含两类心理活动,一类是内驱力系统方面,如注意力、情绪、毅力等;一类是认知系统方面,如感知、理解、记忆、思维等,这两个系统相互交织在一起向前不断发展,教师就通过对这两个信息传递系统的调控,在教与学双方之间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也就是形成共识,使学生的认知能力发生内迁,从而完成对某一"知识元"的认识过程.本文将从电教媒体对学生内驱力系统、认知系统和内迁力三个方面的功能展开一些讨论.     

新地区主义视野下的APEC经济技术合作——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经济技术合作是APEC的重要支柱。在新地区主义框架下,经济技术合作可以看做是APEC成员为了获得集体利益而开展的集体行动,它的发展“瓶颈”主要源于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理论上,“搭便车”问题可以通过“轴心机制”来克服。对于经济技术合作而言,如果要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则需要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制度建设。目前,推动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制度建设可以从规则、组织两个层次展开。     

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与理论

影响经济史学科发展的理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经济史理论(经济史论、经济史观),另一类是经济史学理论。它们都是当前迫切需要加强研究的。 经济史理论是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后作出的理论概括与抽象。到了现阶段,凡是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有相关的理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个问题时,都可以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般理论中受到启迪。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启迪或理论指导是极为重要     

探究美国联邦制的形成——制度变迁理论为平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制度变迁理论可以揭示从一种制度转变到另一种制度"暗箱"背后的规律,为我们研究制度的更替和创新提供理论指导.本文将从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外生变迁和内生变迁两个角度分析美国联邦制的形成,以期能为我们更好的把握美国联邦制的形成提供新的视角.     

APEC制度创新的效率分析

本文认为有效的制度创新应该是：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具有灵活性和长期意义,在现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能够实现最优化。用它来评价APEC的制度创新,认为APEC的自主自愿、开放的地区主义、灵活的渐进主义是有效率的。     

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基于贸易引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虽然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原因，并得出了贸易有利于参与国经济发展和福利提高，但是并未解释决定贸易流量的因素。引力模型的提出为研究贸易流量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并得到众多学者的研究、检验和补充。本文使用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数据分析决定中国国际贸易量的因素。结果发现，引力模型的简约形式能够比较好地揭示影响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流量的因素。另外，实证结果显示APEC的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有显著的影响，而东盟和中国自由贸易区由于刚刚起步，尚未发挥预期的作用。     

肯尼思·华尔兹的理论品性及其启示--反思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北大核心CSSCISSCI

肯尼思·华尔兹出类拔萃的理论品性以及结构现实主义的创造性,成功启发了过去三十多年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方向,使其能够长久地处于学术论争的中心。作者通过对华尔兹理论品性的解读,揭示了理论品性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由于华尔兹坚持理论研究的纯粹性和严谨性,并且对理论的解释范围和能力做出了几近严苛的限定,才使得以简约、精致和严密为特点的结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构建成为可能。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创造陷入沉寂期,而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对于理论创新仍有强烈需求。由于理论品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理论创新的广度与深度,深入剖析华尔兹的理论品性与理论创新之路对于认清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陷入困境的原因与症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尽管结构现实主义始终饱受质疑与批评,但华尔兹的学术成果、学术理念和学术精神将始终启发后来者为实现理论创新而努力,这是他留给国际关系学界的持久学术遗产。     

浅析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产品全球同步上市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在产品的整个生命期间,生产所需要的要素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新产品的生产中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周期,即产品创新阶段、产品成熟阶段、产品标准化阶段.而这个周期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其间存在较大的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赫希根据弗农的理论,对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工业竞争潜力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以美国为首的最发达的A类国家或地区在产品的创新阶段和产品成熟阶段具有比较优势,这类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应在这两阶段进行;类似于荷兰这类较小D类工业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某些特定范围内新产品开发上具有优势,因此这类国家在特定产品的创新阶段进行出口贸易;类似于印度这种L类进入工业化低度开发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第三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于是贸易应在此阶段开展.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产品同步上市的情形屡见不鲜,这样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未必都会发生,如此贸易还在进行吗?     

比较优势理论及其政策应用争论述评

文章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及其政策应用争论的系统梳理,从理论脉络上勾勒其基本研究成果.研究发现:各种理论对比较优势原理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对比较优势的形成原因、作用、内涵等有不同的解释,这是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随经济发展而演变的反映.研究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和现实演变,对于发展中国家利用、转换本国的比较优势,从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本国产业结构、培养国家竞争优势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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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与银联的恩恩怨怨

选择银联通道,省货币转换费,这是中国刷卡族一向津津乐道的境外用卡秘笈,但这一秘笈似乎已经不能奏效了。     

“樊记腊汁肉”与“肯德基”——“中华老字号”的DNA

“樊记腊汁肉”不再姓樊 2011年5月24日,这一天,在西安人嘴里,变成了一包五味杂陈的怪味豆。从这一天起,誉满天下的,让西安人充满了自豪感的地方风味名小吃,荣获商业部“金鼎奖”金牌小吃,“樊记腊汁肉”从此不姓樊了。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通过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可以发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多聚集于重工行业,非公经济成为重要骨干力量,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中西部作用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与国际大企业比差距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差,研究开发费用投入不足,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强。需要把企业做强,坚持自主创新,建立一批收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中西思维之异同与翻译

人类思维具有共性和个性,共性是我们交流的前提,个性是各民族在交流过程中需要适当转换才能进行的一些差异。思维方式与文化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深入掌握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句式翻译和语篇翻译以及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ities and the Shaping of Institutions and Re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joint effe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on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theoretical model suggest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coupled with political bias in favor of the rich, decreases redistribution and lowers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to increase productive investment, and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is to decrease it—with resulting ambiguou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these predictions empirically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both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国家和跨国公司——冲突与合作

跨国公司由于其跨越国界的特性使得它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它与国家之间存在冲突与合作的关系。本文首先讨论了跨国公司的国民身份,在承认跨国公司国别性的基础上,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跨国公司与母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引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试图加以综合以得出折衷理论。在文章的最后,再从整个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国际管理体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