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1～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股票资本流动数据，构建各经济体数字技术发展指标，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显著削弱各经济体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渠道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一些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的压力，使其受到更多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跨境投资，也推动其提高加密货币持有率。这说明数字技术发展可能会增加投资者跨境投资的监管规避渠道，进而造成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下降。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兴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更强，数字技术发展对其资本账户管制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全球经济金融数字化发展背景下跨境金融监管领域遭遇的新挑战，为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冲击提供有益参考。     

资本管制经济效应的对比分析与当今国际资本管制的突出问题

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方式大体可以分成两类，即价格管制和数量管制。基于资本管制方式和贸易保护措施两者逻辑上的一致性，本文将以国际经济学的知识来解释不同资本管制方式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差异。一、不同资本管制方式的经济效应对比分析 假设用iw表示国际利率水平，用id表示国内利率水平，Dd为一国国内资本总需求曲线，     

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管制是否有效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资本管制能否有效控制短期资本流动。我们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的数据首先建立1999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月度资本管制强度指标,估算了包括虚假贸易在内的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然后利用上述量化指标分析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当前资本账户管制能够有效控制短期资本流动,汇率预期变化对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要大于利差变动的影响。因此,未来资本账户管制仍然是控制热钱流入的重要手段,而化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则是平稳推动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必要条件。     

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分析

本文回顾了资本管制有效性研究的重要文献,借鉴文献中的研究方法,从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流动及国际收支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资本管制面临的挑战。     

第三轮“资本流入潮”来袭:管制之后须平衡

国际金融学会(IIF)6月1日预测,2011年全球资本将有10410亿美元流向新兴经济体,2012年将达10560亿美元,中国是最大的国际资本净流入目的地,约占新兴经济体吸引资本总量的1/4。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有效实施资本流动管制?中国采取何种平衡框架应对资本流动?     

怎样规避资本管制以及为什么它们仍能有效

资本账户管制能够被发展中国家用来增强经济稳定性,这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强化的共识。就连过去以促进资本市场开放为己任的IMF,现在也支持使用资本流动管制(至少在特定情形下)。[1]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过去曾经使用管制措施来限制跨境资本流动。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全球流动性的增长,一些     

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的博弈分析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资本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资本流动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的全球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风险,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管制的意义在于利用外资的同时又降低风险。中国资本管制的目标主要是在限制资本大量流动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本文通过引入套利资金供给弹性建立中国资本管制的博弈模型,旨在说明中国资本管制政策并不完全有效。     

跨境资本流动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兼论宏观审慎政策与资本管制措施的作用北大核心

随着中国有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各渠道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提升。文章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系统地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表明，跨境资本净流入规模增加会提升企业长期投资规模，从而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并且跨境资本直接投资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助推力度最大；跨境资本流出规模增加会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拓展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管制措施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且相比之下，资本管制措施的调控作用更强；管理者短视和财务柔性是跨境资本流动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传导渠道；跨境资本流动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低杠杆企业以及处于低竞争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高的地区和货币收缩期的企业更明显。     

国际资本管制的启示

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根据我国渐进式的改革特点,发达国家中选用了日本作为例子,分析日本由资本项目管制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整个16年历程。爱尔兰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曾经是统一的金融市场之间实行资本管制的经验,同时告诉我们,长期的资本管制是无效     

资本管制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际新动向

自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雷曼兄弟倒闭以来,资本管制和资本项目自由化重新成为各国政府和经济学界十分关注的政策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了研究,许多有不同政治倾向和持不同经济哲学的     

全球信贷周期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文章利用全球跨境信贷的量价变化关系识别了全球信贷周期,讨论了全球信贷周期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及中国的应对。实证结果表明,即便存在资本管制,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依然受到全球信贷周期的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资本流动所受影响的方向存在差异,折射出全球信贷周期具有多种不同的溢出作用机制。概括而言,全球信贷周期可能通过金融渠道影响中国证券投资,通过金融和国际贸易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其他投资,对中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上升能够削弱全球信贷周期的溢出效应;相反,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中国双向跨境资本流动,并在总体上导致净流出。据此,文章主张稳慎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国际资本流动及亚太地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国际资本流动不仅在规模的速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在流动的方式,结构,主体等方面与以往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大舞台上始终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分析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特点及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在其中所处的地位。     

弹性汇率制度下的国际资本流动调控策略

将资本因素引入供给函数,考虑到外汇市场微观结构,可以构建一个弹性汇率制度和资本有限流动下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分析显示:放松投资性资本管制会增大国际收支逆差和国内商品市场超额供给的矫正难度,放松投机性资本管制会增大外部失衡的矫正难度;弹性汇率制下, 利率平价机制作用使国际市场利率变化的经济冲击随资本管制降低而增强,更易发生汇率超调。由此引申的政策建议是:资本项目开放更加审慎,适时进行外汇干预,保持国内外利率的动态一致。     

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理论机制分析认为,资本账户开放通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波动三个渠道对一国的就业率产生影响。鉴于此,文章使用多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66个样本国家进行多层嵌套分组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与就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确实存在门槛效应,且在人均GDP水平、通胀水平和经常账户余额三个门槛变量上都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其次,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的影响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呈现非单调的关系;最后,不同类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就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提高就业率,一些新兴经济体可以适当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对于部分发达国家应当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而我国则应在逐步放开资本账户的同时维持经常账户的盈余以及深化金融市场的发展。     

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的门槛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通过理论机制分析认为,资本账户开放通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波动三个渠道对一国的就业率产生影响。鉴于此,文章使用多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66个样本国家进行多层嵌套分组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与就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确实存在门槛效应,且在人均GDP水平、通胀水平和经常账户余额三个门槛变量上都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其次,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的影响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呈现非单调的关系;最后,不同类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就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提高就业率,一些新兴经济体可以适当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对于部分发达国家应当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而我国则应在逐步放开资本账户的同时维持经常账户的盈余以及深化金融市场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资本管制限制资本过度流入？

在资本流入冲击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都通过资本管制来限制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入。     

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动向

国际资本流动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继续扩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各国对资本管制的逐渐放松,金融创新产品的大量开发和使用,推动了国际资本流动以远远高于全球生产总值和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快速增长。     

中国放松资本管制的政策选择

自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原有的资本管制制度对国家经济金融的发展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制约，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放弃资本管制，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资本项目自由化一度被视作通向金融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由于在金融危机前不堪一击。这一进程又受到了颇多质疑。中国以坚若磐石的监管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的防火墙足否能够适应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本文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当初各国放弃资本管制的动机，探讨了中国放松资本管制的必要性，列举了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原则，并且结合中国的实践分析中国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顺序，最后作了一定的展望。     

亚太地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特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发展本国（地区）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也促进了本地区的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提高了本地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本文将二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资本流动划分为四个阶段，探讨了各个阶段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