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中的新经济全球化

资本逻辑规制下的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发展失衡、规则滞后、公平赤字等多重困境。究其根源,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已无法满足其“物质内容”,即二战后延续至今的世界经济秩序及其治理体系无法满足全球生产力普遍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要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对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作出根本性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批判性立场出发,力求在价值层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作出理性规约,在实践层面引领全球经济治理观变革、促进全球化的内容整合。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全球化问题将不再是局限于“解释世界”的理性反思,而是一种作为“改变世界”的能动性力量,为重塑全球经济秩序提供根本动力。     

全球或区域治理模式比较及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启示

从现存的主要全球或区域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看,大致可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治理体系。从各种治理体系的组织架构看,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并行,既有助于达成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力的措施,也不排斥以松散灵活的治理模式达成内部共识。从治理特点及治理效力看,各种治理体系的决策程序和治理措施的约束力各异。通过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全球或区域治理体系,有助于梳理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经验教训,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初步规划。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应对新冠疫情全球经济冲击的中国方案

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先后对中国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困境。本质来看,是由于重大流行疾病爆发导致世界各国封锁边境、限制人员流动造成全球需求萎缩和供应链中断引发的流动性危机。在当前疫情全球大流行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叉融合背景下,任何一国无法靠"单打独斗"遏制住疫情并重拾经济增长。为有效控制疫情,化解全球经济衰退风险,需要世界各国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惯有"傲慢与偏见",通过加强信息沟通、经验互享、携手合作,尽最大努力巩固全球化成果,稳定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才能共同应对此次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当前,中国采取的严格防控疫情、稳定经济秩序、加强国际合作等一系列举措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可借鉴的经验和方案。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了国家利益而站在全人类立场上提出的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整体构想。该主张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其中内蕴的儒家思想传统、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之维是其思想来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描绘了发展蓝图,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以往零和博弈式全球治理理念的变革,这一理念对于解决当下全球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提出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指导,对于后疫情时代开展全球治理,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而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治理观。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结构探究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理性思考,是对人类未来和世界前途发展的新观点、新探索。这一思想的逻辑结构系统全面、内涵丰富,包含逻辑起点、逻辑渊源、逻辑理路和逻辑归宿等四个方面,是中国着眼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回应全球治理问题而提交的中国方案。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我国世界经济地理理论与实践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为我国世界经济地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文章梳理了世界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历程,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解决当今复杂的世界经济地理问题的重要作用。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提出了世界经济地理理论创新发展的初步认识：世界经济地理是个一体化的结构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环境变化、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变化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从全球整体、国家之间关系、国家自身发展、非国家关系以及不同尺度主体的相互作用角度来认知;世界经济地理是个历时性的演化过程,世界经济地理研究应有明确的研究单元,世界经济地理研究离不开中国。初步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经济地理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是以全球一体化理论、地域分异与地域联系理论、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理论,从历史视角、地区视角、国家视角和非国家视角出发,来研究不同尺度层级结构的世界经济地理问题。最后,文章以新的理论体系架构为支撑,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经济地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经济演化的社会生态基础及其重构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使半个多世纪以来快速推进的经济全球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相应引发了人们对于既往全球经济系统所依托的社会生态及其建构的历史逻辑关系的再思考。全球经济系统并非一个封闭、孤立的存在,而是依托于更为广泛、更具基础性并处于动态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社会生态,包括良好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对市场经济的价值共识,以及相对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等等。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以来经历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三次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全球经济系统与其社会生态之间的一次次“建构—危机—崩溃—重构”过程。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梳理人类社会各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在分析既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社会生态构建历史逻辑基础上,阐明全球化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及其特点和成因,并立足于新发展理念,指出应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以可持续发展为合作目标,以多边主义为行动原则,构建未来经济全球化应当遵循的价值导向、国际合作目标与基本行动原则。     

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全球化使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引发了世界性的危机。面对这种状况,中国审时度势,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追溯“共同体”的缘起,东西方文化有着共同的美好愿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从哈氏交往理性视角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探析交往行为理论,对于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有启发。应促进彼此承认,开展平等友好协商;广泛凝聚共识,构建合理国际秩序;多方共同发力,消解西方话语霸权。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守正”与“拓展”:基于标准化视角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调整，标准化全球治理成为全球治理实践发展新特征。标准化全球治理通过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内容广泛以及治理方式更加灵活，将传统全球治理无法有效控制的微观层级和公共服务等纳入治理范畴，成为传统全球治理的有益补充，也为中国从深度参与向引领全球治理的历史跨越带来新机遇。而“守正”与“拓展”并举是现阶段中国实现这一历史跨越的现实之选“。守正”是我们始终做多边主义践行者“；拓展”是把握标准化全球治理新特征。但标准国际化之不足、世界标准强国激烈之竞争是我国突破标准化全球治理面临的两大主要难题，而数字化为中国突破发展瓶颈带来更多可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本价值遵循，以标准的制度型开放为根本制度路径，积极参与国际标准活动并提高国际标准提案质量，关键领域国际标准化的重点突破，把握数字标准化与标准数字化新业态是中国实现从深度参与向引领全球治理跨越的重要路径。     

新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全面实现对外开放,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事件。通过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得以长期快速发展。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时代开放型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待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大变局,其本质是世界经济进入了"规则重塑期";"开放"已经具备了新的内涵,要素分工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背后的本质特征,开放由市场开放转向生产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由制造业开放向服务业开放延伸以及由双边开放转向结构性共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开放新内涵的内生要求,反映了开放的结构性共存特征,有利于避免"囚徒困境"式国际竞争的出现;世界经济进入"规则重塑期",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对于国际经济治理新体系有自身利益需求,也必然为公正合理新规则的制定做出自身贡献;中国已经从"对外开放"阶段逐步转向"开放发展"阶段,其中重视"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将是重要趋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文化交流、互鉴、共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和平、和谐、大同世界的精神实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钥匙。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重要意义体现在有利于助推世界文化多样发展,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民心相通,有利于消解世界三大赤字难题;战略选择上应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建设重点、强化务实合作,实施系统性、本地化、差异性战略;下一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要完善机制建设,丰富载体建设,优化保障措施。     

“一带一路”倡议赋能共同富裕——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承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是否能促进参与国之间和国内的共同富裕？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国家间和国家内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国家间收入差距和国内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缩小作用，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该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以及与中国有自贸协定的国家的作用较大，对陆上丝绸之路和非自贸协定的国家影响较小。影响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贸易渠道的影响效果大于直接投资渠道。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应持续推动建设高质量“一带一路”，积极签订贸易投资协定，深化对外直接投资广度和深度。     

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基于“命运共同体”环境下的视角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作为帕累托最优选择的必然结果,能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但其推进过程也存在很多隐忧。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先行者的泛长三角区域具有值得借鉴的经验。应该把各参与区域发展的城市或地区视为互惠互利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性,维护政治文化的多样性、环境保护的协力性和尊重差别化发展,同时加强地区间经济贸易、能源资源、人文的各种交流,以形成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更大合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后疫情时代的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中日韩自贸区的前景与挑战

中日韩三国经济利益高度捆绑,形成了经济命运共同体.为了加深三方经贸合作、提升地区整体抗风险能力并开发经济潜力,中日韩自贸区的构想应运而生.但是,由于三国间的经济磨合、高新技术转移和国际政治影响等诸多因素,中日韩自贸区面临着阻力.但在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寒流深化,中日韩三国抱团取暖以求抵御风险的地区主...     

“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思考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各个体之间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作为亚太地区的两大经济体,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一衣带水,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区域内多方力量博弈、东盟国家内部对华认知出现分化等一系列问题,对双方关系发展提出挑战。中国一直将东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不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愿意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继续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朝着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