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检验

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的分析表明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以及FDI对他们各自的需求影响。同时,利用1998-2010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FDI在整体上有助于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此外,FDI通过改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提高其工资性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FDI的流入会通过贸易效应有利于缩小依赖加工贸易发展的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另一方面,FDI通过人力资本效应的非均衡性扩大了城乡收入的不平等。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改革与工资收入差距

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本文引入一个两部门的世代交替模型来探讨“两税合并”的资本税改革及其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表明,降低内资的税率会增加国内生产部门中高技能劳动和资本的使用份额,增加低技能劳动的工资水平,同时缩小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而增加外资的税率也会增加国内生产部门中高技能劳动的使用份额,并减少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因此,通过降低内资的税率或者提高外资的税率来统一中国的资本税率,不仅平衡了内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而且也减少了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差距。     

技术进步促使人力资本有效积累的经济理论分析

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具体表现为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减小。高、低技能型人力资本收入差距的拉大,加强了低技能型劳动力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欲望,使他们通过学习与培训等方式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积极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高技能劳动力也会通过干中学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加强、巩固自己的人力资本存量,保持、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这两者对人力资本的不断投入,使得整个市场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不断提升,从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增加,人力资本价值不断提升。     

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步缩窄背景下,需要对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进行评估。通过构建一个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阐释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城乡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一轮户籍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未放开户籍管制的城市相比,放开落户限制城市持有农业户口且在农村地区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3.4%,该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持有非农户口劳动力比重增加1.9%,流动人口比重增加1.5%;户籍改革引致的落户门槛降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降低迁徙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迁徙收益,促进了劳动力城乡间的再配置;城市财政压力、户籍所在地的农地价值、迁徙的心理与社会融入成本以及不稳定就业均会对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形成制约。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间落户政策差异引致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会进一步扩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力资本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释放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潜力。     

工业智能化如何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

工业智能化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本地视角,往往忽略了工业智能化对劳动力的空间配置作用。本文基于劳动力迁移视角,将包含智能化资本的生产函数纳入空间均衡模型,演绎了工业智能化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机制,利用2006—2019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数据,实证检验了工业智能化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进一步拓展分析了其作用机制。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证明:工业智能化能够通过影响劳动力空间配置而重塑劳动力技能结构,具体体现为提升了地区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降低了地区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工业智能化能够产生技能溢价效应,影响技能异质性劳动力收入以及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生活成本对工业智能化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降低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分化。为此,政府应加强社会就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推进职业数据培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人才高地。     

对外开放、贸易成本与中国制造业聚集

贸易成本的变化是影响制造业空间聚集的重要因素;区域对外贸易成本的差异,促进了国内制造业向沿海地区聚集;区域市场的分割削弱了“国内市场效应”,致使制造业聚集呈现低水平特征。提高内地开放程度、缩小地区间外贸成本差距和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降低区际贸易成本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建立不同类型FTA对集团内各国家福利影响的分析

笔者以产品质量阶梯理论为基础,假设北方国家从事创新型RD活动以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南方国家从事模仿型RD活动以不断复制北方国家现存的高质量产品、不同国家之间建立FTA将导致生产在全球范围内转移,对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在Dinopoulos和Segerstrom的南北贸易模型中引入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两种生产要素,分析在北北贸易、南北贸易、南南贸易模式下贸易成本降低对不同类型国家工人福利的影响,为中国与何种类型国家建立FTA以缩小地区差距提供理论指导。     

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异质性技能劳动力与长短期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数字经济指数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匹配，通过划分高低技能层次的劳动力，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长短期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数字经济的岗位替代效应通过挤入高技能劳动力和挤出低技能劳动力，提高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来看，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效应促使低技能劳动力相对生产率提升，降低了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反而不显著。进一步地，家庭养老负担、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异质性效果。     

户籍改革、农地转让权与城镇化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文章将异质劳动力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探讨了户籍改革和农地转让权对农村劳动力和城市高、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及城镇化率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户籍歧视程度的降低,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能提高大中城市高技能劳动力福利,同时大中城市可以吸纳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农地可转让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尤其是对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更有利,但会推高大中城市房价,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福利;同时发现如果城市层级相差过大,也不利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文章最后针对户籍改革和农地产权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居民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力技能分化的视角

流动人口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城市内部工资收入增长差距却在扩大。文章从劳动力技能分化视角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阐释了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居民工资的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机理。文章以中国健康与营养微观调查（CHNS）数据为基础,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居民产生的福利效应非中性,而是技能偏向性的。具体来说,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竞争关系只发生在低技能劳动力之间,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会降低工资分布底端本地居民的工资。而无论是高技能劳动力还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都促进了本地高技能居民的工资上升,特别是处于工资最高分位点的本地居民。劳动力流入对本地高技能劳动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本地低技能群体,扩大了工资差距。这种劳动力流入更有利于高技能本地人的影响可以通过技能交叉互补性、劳动力流入外部性和户籍制度来解释。文章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中国户籍制度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收入及分配的影响

本文运用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并稳健的正向效应。本文进一步验证了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来看,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贸易开放对外资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其他企业类型职工收入的影响;贸易开放对资本报酬者的影响大于对劳动报酬者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放程度不均衡,一些地区和居民被排除在开放利益之外造成的。     

中国增长动力切换、时空演变与“双门槛”测度 ——来自省际层面的经验证据

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的增长动力切换关键时期,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基于2000—2022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聚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探讨了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时空演变与“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生产性劳动、研发性劳动、生产投入以及研发投入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2)中国增长动力切换经历了“生产性劳动与生产投入”、“研发性劳动与生产投入”以及“研发性劳动与研发投入”三个阶段;(3)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时空演变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时段异质性,不同区域和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显著差异;(4)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具有外部制约条件,存在“双门槛”效应。同时,采用主实验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对比、双边缩尾、排除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本研究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机制、路径与制约条件,为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FDI、劳动异质性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不同技能劳动的划分一直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也是难点之一。文章创新性地采用模糊聚类方法测算了我国第二产业中各行业的劳动高技能性,推算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的工资比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的工资比率、FDI等因素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高技能劳动一般与资本结合得更为紧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工资比率的提高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2)FDI引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具有负向影响。     

劳动地理集中、产业空间与地区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采用中国1990年、2000年和2007年的普查数据计算了31个省市的劳动集中度,并以此解释产业空间和地区收入差距的发展变化.文章发现:(1)人力资本集中是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集中度上升会提高地区的收入水平;(2)各省市的人力资本分布不均衡并有可能导致地区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本文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差异是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促进劳动力充分流动、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是有效的应对之策.     

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吗??

城市就业包容性的提升是实现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异质外来移民对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将产生不同影响.文章运用动态监测数据,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所属行业和流入时期分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包容性,衡量人力资本等因素在异质外来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取代传统的行业壁垒已成为获取就业机会的主要因素.(2)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对劳动力组群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外来劳动力占比每上升10％,城市原有劳动力的就业率将下降0．04－1．99个百分点,表现为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原有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产生显著冲击,且此现象在部分高进入门槛行业尤为明显.(3)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时期流入的高技能组劳动力的包容性显著低于低技能组,高技能组劳动力之间存在更高的替代性.(4)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相比,新进入的外来劳动力对前期进入的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率的影响会更大,且这种影响同样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递增.因此,在完善就业市场的同时,应在就业的前置和后置环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引入措施.     

劳动力转移与工资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研究——基于市场分割的视角

从市场分割的角度出发,对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和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迁移谜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和城乡分割导致了劳动者之间必然存在工资收入差距,而且即使存在劳动力转移,也不能使工资差距收敛。这种制度性偏好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者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构建全国统一、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是非常必要的,并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     

The welfare costs of union wage compression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quantita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welfare costs of union wage compression. This is done in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where agents choose both schooling (human capital) and assets (physical capital). The labor market in this model is characterized as a right-to-manage contract, which allows unions to compress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high- and low-skilled workers, by implementing a binding minimum wage. This paper shows that when labor markets are competitive even low levels of wage compression lead to large welfare losses, since wage compression creates costly unemployment among low-skilled workers. The effect of wage compression on the supply of skilled labor, however, is rather small, since the disincentive effect of a lower, high-skilled wage is, to a large extent, offset by a lower opportunity cost of schooling due to higher unemployment.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非均衡特征及优化的政策选择——基于人力资本投资低水平“陷阱”视角的分析

本文以人力资本视角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促进经济可持续性的政策选择。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具有主导性的作用,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落入低水平陷阱,经济发展依赖于物质资本及低端劳动力的数量投入,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呈现非均衡特征,而且出现就业压力严峻与人力资本短缺并存的现象,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不匹配、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错位,以及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受到挑战。对此,我国应明确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放宽教育准入制度及收入分配改革等渠道,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快速增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     

Long-term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While a growing line of research has assessed the effe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most of these studies focus on its short-term effect on individual’s school attendance. Much less is known about its long-run effect, as well as the impact on other aspects of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such as labor market and noncognitive outcom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individuals’ long-term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cluding school attendance, cognitive abilities,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and noncognitive outcomes. By constructing prefecture-year-level tariff barriers, our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exploits variations in different cohorts’ exposure to a trade shock at age 16 for individuals within the same prefectur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rade liberalization leads to decreased completed years of schooling, cognitive abilities, wage, and noncognitive outcomes. We provide suggestive evidence that this observed pattern is explained by the expansion of job opportunities in relatively low-skilled and labor-intensive se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