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财政支出与城乡人口迁移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住房保障影响人口迁移的内在机理，然后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大样本数据，从地区层面和个体层面实证分析住房保障财政支出、不同类型保障性住房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并对比分析群体差异和城市差异。研究发现：住房保障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利于乡—城人口的迁移；住房保障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城镇定居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购置型保障房的影响比租赁型保障房更显著，租赁型保障房对城—城迁移人口的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只有在房价收入比超过合理标准的城市，租赁型保障房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才显著。因此，需要对住房保障支出的重点地域、保障方式等加以审慎选择。     

基于流动人口特征的首都人口疏解与管控

流动人口的迁移行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人口迁移的政策制定应建立在对流动人口特征及变化趋势的深入了解基础之上。在京流动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对于增加劳动力供给和缓解老龄化压力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多数流动人口在京居住依赖租房,房租是导致其生活成本日益上升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较低,尤其城乡接合部地区社会隔离现象较为显著,大量流动人口未能有效融入现代城市的生产生活体系。首都的人口管控与城市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通过“控”“收”联动,加强人口的有序流动,也要疏解与引导相结合,使流动人口的结构与行为更符合首都发展的需要。     

城市包容性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

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7年度数据,实证检验城市包容性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改善城市包容性能够增强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这会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城市包容性对新生代、跨省流动农民工留城意愿的促进效应更明显,且该促进效应具有城市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城市包容...     

保障性住房能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吗?

基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文探讨了保障性住房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保障性住房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显著正相关,其估计系数要高于社会租房,但略低于自购住房,而采用"定居意愿"替换结果变量后的结论仍稳健;保障性住房对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对心理融入的正效应并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表明,城-城和乡-城流动人口融入差异主要是由其经济社会特征差异引起的,但户籍制度及其形成的制度约束等不可解释因素仍有较大影响,而住房是城-城和乡-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及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六普"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规模大、增速快,以中青年为主体、男性比重较大,空间分布以东部为主、中西部地区增速较快,迁移距离由近邻流动为主转变为近邻流动、中程流动、远程流动并重,人口净流入、净流出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流动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地区差异较大,务工经商作为导致人口流动的首要因素作用更加突出,向城市集中趋势更加明显。定量分析表明,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地区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人口迁移流动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但大量流动人口也带来了治安、住房、教育和欠发达地区"未富先老"等问题,需要政府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移民时期"带来的种种挑战。     

中国流动人口的创业效应研究

创业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从微观个体出发,研究中国流动人口对创业的影响,探讨推动“大众创业”的政策建议.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整体而言,流动人口选择创业的概率显著高于本地居民.进一步,分创业类型看,无论是“自己是老板”型创业,还是“个体工商户”型创业,流动人口创业的概率均比本地居民高,但流动人口选择“个体工商户”型创业的概率更大.分行业看,流动人口选择在服务业创业的概率显著高于本地居民,但选择在工业创业的概率与本地居民无显著差异.从创业的就业效应、收入效应看,流动人口创业雇员水平与本地居民无显著差异,但创业收入显著高于本地居民.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消除地区间影响人口迁移的制度阻碍,实现人口的自由迁移;要优化流动人口的创业环境,充分激发流动人口的创业活力.     

数字政务与城市公共服务效率——基于政务APP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3—2019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控制方程法测度城市公共服务效率。基于“政务APP”推广的政策视角，构建时间异质性双重差分模型、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和事件分析模型，以评估政务APP推广对于城市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推广政务APP能够提升地级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效率，该结果通过了地区异质性、事件分析法和安慰剂检验。推广政务APP能够产生中介效应，即提升政府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进而改善城市政务的公共服务效率。此外，其还能产生均等化效应，即缩小城市之间公共服务效率的差距。建议进一步完善政务APP的功能属性，促进政务APP与政府及企业的融合，着力推广国家级政务APP平台。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北京市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

本文使用2015年国家卫健委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估计了流动人口区位选择的条件Logit模型,继而模拟了京津冀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北京市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河北和天津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都提升到北京市的水平,对北京市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很小。如果通过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来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会较大幅度减少北京市人口规模,并小幅降低其人力资本水平。     

移民多样性与城市经济发展

中国的广袤疆域孕育了各地迥异的文化习俗,当移民走出“熟人社会”向城市汇聚,移民多样性就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关于移民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迁移经济学的一个新兴话题。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依据移民户籍地个体信息构建了移民多样性指标,实证检验移民多样性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移民多样性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机制检验表明,尽管移民多样性会降低城市人际间信任水平,但由于移民多样性有助于形成劳动力技能互补,提高了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因而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是正向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中部以及人口流入占比高的城市中,移民多样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尤为明显。本文研究结果从经验上揭示了移民多样性的潜在经济红利,为当今“流动的中国”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激发城市经济活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洞见。     

人口流动对政府间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的影响分析

人口流动深刻影响了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而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财政非均等化问题最重要的手段。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客观上通过“分母效应”改变了各地区常住人口人均意义上的转移支付规模,再结合我国人口主要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这一流向特点,可以说,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转移支付制度的非均等化效应。但是,由于转移支付制度无法适应人口流动的需要,导致人口流动缓解转移支付制度非均等化效应仅仅停留在通过常住人口分母基数增加而形成的“数字游戏”之上,是转移支付机制不完善的病态下的“正效应”。要使人口流动真正发挥良性的分母作用,需从流动人口管理和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两方面同时着手。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广州市为例

相关数据表明,广州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在百分制下得分为69.4分,比现有文献中的城镇户籍劳动者和农村居民都要低。究其原因,是因为流动人口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都存在"相对剥夺"的现象。运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与相关经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可得出如下结论:主观幸福感与年龄呈U型关系;女性的幸福感往往比男性要强一些;学历越高,幸福感往往越差;已婚者往往不如未婚者幸福;与没有孩子的流动人口相比,有孩子的幸福感要低一些;社会融入程度越高,流动人口的幸福感越强。通过培训提升流动人口技能,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提高其幸福感的重要措施。     

数字政府建设能否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数字政府建设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基于2011—2020年我国27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提升政府透明度和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规模较大或数字化水平高的城市，其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优化数字政府顶层设计，强化区域、城乡间协同合作，健全更为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及政策参考。     

聚居选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

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聚居选择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机理。研究发现,与非本地人聚居会降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意愿,基于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机制分析显示,与非本地人的聚居选择不利于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对流入地的文化认同,从而降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因此,应正确认识聚居选择在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作用,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其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其与本地人互动,提升农民工对本地文化的认同。     

大城市流动人口迁移距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将上海市2017年的流动人口相关数据当成是研究对象,基于模型构建的方式对上海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研究当中能够获悉,女性的平均迁移距离高于男性,其中农业户籍、高学历、高技能的流动人口倾向于远距离的迁移。因为年龄增加平均的迁移距离也在持续详见,迁移距离和来到上海的时间呈现出U字形的相关关系。迁移距离会影响流动人口的规模,流出、流入地经济发展、经济之间存在的差距会影响人口的迁移流动。流出地城市当中的行政等级、流动人口的规模方面存在梯度关系。个体特征会对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产生影响,流出、流入地之间存在的经济、收入差距会影响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而研究结果有助于对人口流动方向的合理引导,更能够推动流动人口与城市的融合,强化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与水平。     

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采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同一框架下研究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方言距离不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而城市包容性促进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同时能够缓解方言距离的负面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方言距离阻碍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而城市包容性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的同时弱化了方言距离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并非方言距离的作用机制，跨方言流动反而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这意味着方言距离阻碍劳动要素实现边际收益最大化的流动和配置。     

农地流转何以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

本文根据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78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考察农地流转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和流转租金有助于提升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流转通过"非农就业层次效应"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即农地流转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主观判断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重庆主城九区421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主观判断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状况、社区参与、服务惠及等因素都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社区的主观判断。据此提出应从政策导向层面注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稳定性,改善其社区参与状况,推动社区内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尽快帮助其实现由城市进入向社区融入的关键转化。     

户籍管制与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理论分析户籍管制对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完整性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13个城市面板数据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户籍管制抑制了低技能、流动时间较短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家庭完整迁移,这种负向影响在跨省迁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搭载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则是其抑制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完整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实证发现,剥离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隐性”社会福利供给,有利于促进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增加城市劳动力的供给规模;而破除户籍制度约束的关键举措仍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即建立“以人为主体”的转移支付制度与社会福利供给机制。     

融入意愿、融入能力与市民化——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

采用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城市融入(融入意愿和能力)对代际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城市融入意愿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直接促进作用显著,而社会保障、住房、工资、交往人群等融入能力变量间接弱化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且中高收入阶层的农民工表现更为突出;(2)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发现,禀赋差异可解释代际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差异的主要部分,且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住房、地区融入中机会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这是导致其融入能力滞后于意愿的内在原因。     

区域政策与户籍、就业制度交织下的中国人口迁移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迁移的作用不容忽视。区域政策、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的交织演变共同影响着中国的人口迁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等最新数据反映出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在规模上,从零星迁移到大量迁移,流动人口规模增速加快;在结构上,乡—城迁移人口持续增加,城—城迁移人口占比提高;在流向上,从单向迁移转变为多向迁移,东西差异与南北差异并存;在范围上,省内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主流,就近迁移趋势增强。其中,区域政策对人口迁移的流向特征和范围特征影响较大,而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则对人口迁移的规模特征和结构特征影响较大。因此,可以通过区域政策、户籍与就业制度的改革来引导人口的迁移,以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