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与高管人力资本的中介调节作用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高管团队特征的调节作用

薪酬差距导致的社会比较效应会影响到个体的决策行为。文章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互联网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探讨不同高管团队特征在这一影响效应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负向调节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越小,其与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协同作用越强;（3）高管团队性别分布、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平均社会经验在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这些高管特征能够强化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进一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其中,该强化效果在高管团队性别分布方面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互联网企业有效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一定的科学考察。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管理层海外经历、短视主义与企业创新：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高管海外经历具有知识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企业创新。采用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管理层海外经历、短视主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管理层海外经历通过抑制短视主义促进企业创新,这一影响路径受到融资约束的前半路径调节和政府补助的后半路径调节。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上述影响路径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成立,在衰退期不成立,融资约束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前半部分调节在成熟期成立,政府补助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后半部分调节在成长期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打开管理层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的“黑箱”,拓展管理层海外经历经济后果研究,为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产权性质、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探讨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考察这一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当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均值时,外部薪酬差距能缓解管理者的风险规避倾向,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均值时,外部薪酬差距越大,管理者追求风险以寻求改变现状的动机越强烈,同样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无论高管薪酬高于还是低于行业均值,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正相关关系都只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政府所有权、市场化程度和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以2003—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考察了政府所有权对企业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所有权程度越高,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内部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和政府所有权程度的关联性越强。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理论对高管薪酬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在实践上为企业制定其他经营决策提供了启示。     

高管股权激励 、约束机制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

对外直接投资速率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决策 ,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剖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决策驱动机制,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影响以及高管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1)股权激励总体上使得高管倾向于选择快速扩张的投资策略;(2)内部约束机制会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3)外部约束机制会弱化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内部 ,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加快企业投资的激励效果以及外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而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内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均十分显著.文章为如何充分调动企业高管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抓住国际化机遇提供了借鉴.     

高管从军经历、公司治理与成本黏性

从代理成本和管理层预期的角度分别分析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不同影响,并以2010—2018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影响后果、路径及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下影响程度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成本黏性.进一步检验发现:管理层自利是高管从军经历与成本黏性的中介变量,即高管从军经历能够通过减少管理者自利行为,缓解代理问题,从而抑制企业的成本黏性.区分内外不同公司治理环境发现,在独董监督力量不足或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应表现更为显著,表明在公司治理机制存在不足时,高管从军经历发挥了弥补作用,缓解代理问题更为明显.区分产权性质,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果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说明高管从军经历在非国企中更能发挥其特有的效应,更能有效抑制企业的成本黏性.本文贡献在于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应,拓展了高管异质性经济后果和成本黏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家族所有权调节下的CEO薪酬与研发投资

以2013—2018年期间379家中国A股技术密集型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家族所有权在研发投资和CEO薪酬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CEO薪酬与研发投资水平关联性较高;家族所有权比例较高的家族企业对CEO薪酬与研发投资的关系具有更强的正向调节能力;低风险与高风险的家族企业在研发投资上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家族所有权在研发投资和CEO薪酬关系中具有调节的作用是基于信息优势和较长的投资期限,而并非风险规避。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企业的研发投资比非家族企业具有更高的投资效率、并可转化为更高的企业价值和增长率。     

海外网络嵌入性、国际学习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

以国际学习为中介变量，以东道国制度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海外网络嵌入性影响国际化绩效的理论模型。基于长三角地区353家外向型制造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国际学习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学习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东道国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也起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作用关系及边界条件探究——来自Meta分析的证据

针对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作用关系和研究分歧,以创新链划分企业创新活动,对41篇文献进行Meta分析发现：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中度正相关,与成果转化强正相关;融资约束与信号传递在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且信号传递部分中介了政府采购与成果转化的关系。文化背景仅负向调节了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的关系,产业类型对这一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府采购协定（GPA）参与方属性及其与长期导向的交互均正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数据特征负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以上结论验证并拓展了相关研究,为企业创新管理研究和政府采购政策设计提供了参考。     

Managerial compensation and R&D investments: the role of the external managerial labour marke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xternal managerial labour market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managerial compensation and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on a firm’s R&D investments. I design an empirical model including the compensation adjustment regression, of which the focus is the role of the external labour market, and the R&D regression that examines how the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derived from the external labour market affect a firm’s R&D intensity.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D intensit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premium of the actual pay adjustments over the expected pay adjustments based on the external labour market comparisons. The effect of the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on the R&D investments is strongest when managers expect pay to decrease but actually experience an increase in pay.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5-2020年国家级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和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两方面探析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进一步地,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呈倒U型;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创新绩效前因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为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创新绩效,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政府发展性支出、产业集聚与绿色能源效率

为了探索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边界,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验证了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理论上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伴随着政府发展性支出的不断增加,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作用路径。表明过低或过高的政府发展性支出都会导致产业集聚扭曲,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正外部性,进而抑制能源效率的改善,只有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才能发挥产业集聚应有的绩效,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2)利用中国2004—2017年268个地级市的城市面板数据,在规避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静态面板交互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的理论假说;(3)采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了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过程中存在政府发展性支出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2517和0.2946,对不同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进行分组计量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中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路径相吻合。表明,过高或过低的政府发展性支出趋向于抑制能源效率的提升,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     

跨国企业母国创新网络对国际化创新绩效的影响——高管国际化背景与企业数字化的调节作用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全球背景下,我国跨国公司国际化创新发展需要国内创新资源支撑,但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国际创新资源对跨国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基于国际化创新内外双循环格局,选取2010—2019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Tobit回归探究母国企业创新网络对国际化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母国企业创新网络规模正向影响国际化创新,而高管国际化和企业数字化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对我国跨国企业利用国内技术创新资源构建国际化创新双循环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是在宏观政策上,政府要加强国内创新网络建设以支撑企业国际化创新发展;二是在跨国企业内部,要重视国际化人才引进和企业内部数字化建设,通过积累国际化创新人力资源促进国际创新资源吸收,并为创新效率提升奠定数字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