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规模、契约特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整治积极性的影响——基于5省15县的调查

研究目的:分析经营规模、农地契约特征对农业经营主体农地整治行为与程度的影响。研究方法: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465位经营者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1)对于绝大多数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扩大对农地整治积极性存在微弱的负向影响;(2)农地经营面积和转入比例对土地类整治积极性存在负向影响,但相对设施类整治,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地类整治的积极性更低;(3)契约价格、契约形式、契约对象为村集体、转入农地时具有担保等契约特征对农业经营者农地整治积极性存在显著影响,但契约时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现阶段要提高新型农业经营者的农地整治积极性,有必要从多方面完善农地契约,而扩大农地流转规模和延长契约期限不一定有效。     

农产品网络销售会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地经营规模吗

农产品网络销售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日益凸显.但是,目前尚未有研究就农产品网络销售是否会影响以农地规模化经营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进行充分探讨.本文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CMES),以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分析对象,在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模型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农产品网络销售对新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角色转变研究：以农机服务对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为切入点

培育和发展兼具生产、服务功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一环。但现有研究缺乏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内在关系和转变机理的讨论。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基于对农机服务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经营规模的内在机制与异质性影响分析,对此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①农机服务通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正向影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地经营规模;②但购买服务中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农机服务的这种正向影响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表现出逐渐弱化的异质性特征;③在这一异质性影响之下,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购买农机服务的概率,并增加了其自购农机使用的程度和向外提供农机服务的概率。由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以农地经营规模变化为表征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从农机服务需求者向兼顾服务供给者的角色转变。本文为思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与服务功能建设提供了重要线索。     

农地经营规模如何影响农户的农业机械化选择?

农业机械化对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从与农业机械化利用关系密切的农地经营规模着手,基于农户自购农机的现实约束,以及交易成本视角下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理论分析,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全国调查数据,运用IV ordered probit等计量方法,研究农地经营规模究竟如何影响农户的农业机械化选择。研究表明:农地经营规模与农户购买农机服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农户经营规模超过35亩后,更适宜自购农机;以地势、距县城距离两个变量表征的交通条件会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购买农机服务。因此,在我国仍以小农经营为主的背景下,一方面应鼓励农户购买农机服务,将农户的农业机械化生产卷入社会化分工;另一方面,积极推进符合农户多样化农业生产需求的农机服务体系建立;同时,国家应持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乡镇集体鼓励作物区域化、连片化种植,提升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降低农户采用农机服务的交易成本。     

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农业要素投入的视角

目的 有关农地经营规模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等经济影响方面,文章基于农业要素投入的视角,就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进行系统分析和实证检验,对我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 理论分析法、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和综合评价法。结果 （1）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2） 从影响路径看,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中介效应为负;（3） 在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间接影响中,资本中介效应显著为负,而劳动中介效应与要素组合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间接影响主要通过资本中介效应表现出来。结论 要大力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同时也应采取措施,降低这一过程中资本要素投入大量增加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农地流转价格结构分化研究——基于黄淮海地区5省调研数据

农地流转价格是农业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具有重要影响,过去学者较多关注其时间和空间特征而忽视其结构特征分析。本文运用黄淮海地区5省3504份调研数据,从用途和主体两个维度对农地流转价格的结构分化特征和机制开展定性和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价格在“用途”和“主体”两个维度均存在显著的结构分化特征。在流转用途上,农地流转价格呈现非农用途>养殖用途>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的分化趋势;在流转主体上,农地流转价格呈现出农业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普通农户的趋势。结构分化机制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价格的用途分化是由不同流转用途收益水平的差异导致的;而农地流转价格的主体分化并非由不同流转主体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效率差距所导致,而主要是受不同主体流转用途差异的影响。     

农地经营规模影响农业碳排放的逻辑何在?——要素投入的中介作用和文化素质的调节作用

在农地经营规模、要素投入强度、劳动力文化素质以及农业碳排放之间逻辑关系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文章作者利用2000年~2016年中国31省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对农地经营规模影响农业碳排放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碳排放的作用路径在于要素投入强度扮演的中介作用,即农地经营规模变化诱发化学品投入强度和技术投入强度变化,继而影响农业碳排放。劳动力文化素质可以有效调节要素投入强度在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碳排放间的中介作用:较高的劳动力文化素质加强了技术投入强度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负向关系,削弱了化肥投入强度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正向关系。     

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农机服务需求的影响——基于资产专用性差异的农机服务类型比较

引入资产专用性视角,将农机服务划分为通用资产服务和专用资产服务两类,并探讨农地经营规模如何影响农户对不同性质农机服务的需求。研究结果发现,农地经营规模与农户的通用资产服务需求呈"U型"关系,与农户的专用资产服务需求呈"倒U型"关系,且自我服务与市场服务的替代与补偿关系是其主要作用机制。文中进一步检验了农地经营规模作用于农机服务需求的临界点,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仍处在临界点之前的阶段,即农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对通用资产服务的需求越低,而对专用资产服务的需求则越高。因此,构建行之有效的农机服务体系应做到"对症下药"。对于通用资产服务,政府应该提高农机补贴,通过鼓励一部分普通农户购买小型农机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对于专用资产服务,政府则应加大扶持力度,着力培育规模较大、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主体,以满足农户的农机服务需求。     

教育能促进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吗——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4省11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江苏、广西、湖北及黑龙江4省112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分别从转入户和转出户视角实证检验教育及培训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对转出土地的作用并不显著,但能显著地促进转入户转入土地;农业培训会抑制土地转出,但能促进土地转入。在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农民种田意愿较低的情况下,提升农民教育水平、有针对地开展农业培训将有助于促进土地流转,并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生产落后的面貌。     

“非粮化”还是“趋粮化”：农地经营规模对种植结构的影响

目的 农地种植结构与中国粮食安全直接相关,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保证粮食安全要实打实地调整种植结构,因此有必要对农户的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进行深入研究。方法 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OLS回归模型与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经营规模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 （1）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存在“U”型关系,拐点为2.533hm²。当农地经营规模小于拐点时,规模扩大会引起种植结构“非粮化”;当农地经营规模超过拐点后,规模扩大会引起种植结构“趋粮化”。（2）分粮食功能区考察,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的“U”型关系仍然存在,但在不同粮食功能区产生了不同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3）地权稳定性对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调整的“U”型曲线关系具有调节效应。结论 提出发展农机服务市场、协调各区域粮食生产责任、引导农户签订权责明确的土地流转契约、增加政策性种粮补贴、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调整之间的内在机制,确保农户种植行为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相契合。     

农地流转履约环境对规模经营发展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利用黑龙江、河南、浙江、四川4省的村庄层面与农户层面调查数据，探讨农地流转、履约环境对农地规模经营程度及稳定性的影响与机制。研究方法：描述性分析、固定效应模型、二元选择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结果：（1）良好的履约环境能够强化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对农地规模经营的促进作用。（2）履约环境更优的村庄农地规模户减小或退出经营的概率显著更低，且规模户经营农地面积减少比例也更小。研究结论：良好的履约环境是促进农地规模经营发展和保障其稳定性的重要条件。构建与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加强乡村治理中的法制教育与宣传，规范要素市场交易行为以形成良好履约环境，对于保障农民农地权益和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整理对土地景观格局影响的定量分析

研究目的:针对中国目前农地整理偏重补充耕地数量、忽视耕地质量和生态保护的情况,从量化角度分析农地整理对景观格局的影响,提出农地整理规划设计和评价的改进。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实证分析法、GIS技术。研究结果:对比分析发现农地整理项目区整理前后景观格局指数,景观平均斑块面积增大,景分形维数降低,景观斑块稳定性增强,破碎化程度降低。但是,农地整理为了增加耕地面积,牺牲了其他景观类型;同时,景观多样性指数的下降,降低了整个景观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和稳定性,不利于景观系统的持续发展。研究结论:农地整理是一项多目标工程,只有在耕地数量与质量、生态景观、土水环境等目标之间达成一种相对平衡,才是可持续的。     

农地规模经营对地理标志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陕西省和山东省6个县的调查

研究目的:以规模经济理论为基础,基于陕西省和山东省6个县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地规模经营对地理标志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1)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农地规模经营政策对地理标志农业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地标准化生产存在中介效应;(2)农户扩大农地经营面积意愿越强、延长农地流转期限意愿越强、低效农地转出意愿越强、劳动力转移意愿越强,越有利于地理标志农业发展;(3)政府农地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越大、农户对农地政策越了解、农业机械和技术劳动力投入力度越大、化肥和农药减量投入越有效,越有利于地理标志农业发展。研究结论:应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使其成为地理标志农业建设的核心力量,实现农地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共同发展。     

村集体参与对农地规模经营模式形成与运行的 交易费用影响 ——基于案例比较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江苏金湖、太仓和上海松江的案例,考察不同模式中村集体参与对农地规模经营形成与运行中交易费用的影响。研究方法：理论研究法、案例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1）在农地规模经营的形成中,由于缔约频率与主体的差异,“农户+规模经营主体”模式的协调费用要略高于“农户+村集体+规模经营主体”和“农户+村集体”模式。（2）在农地规模经营的运行中,由于村集体对农地剩余控制权的掌握程度不同,“农户+规模经营主体” “农户+村集体+规模经营主体” “农户+村集体”三种模式的农户和规模经营主体履约风险依次降低,但是“农户+村集体+规模经营主体”和“农户+村集体”两种模式中的村集体存在侵占其他主体权益的风险。研究结论：村集体参与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减少农地规模经营模式形成和运行的交易费用,但同时可能会增加不同经营模式运行中侵占其他主体权益的风险。建议引导与鼓励村集体参与到农地规模经营中,并强化农地规模经营风险的监管和防范,因地制宜地推广不同农地规模经营模式经验。     

农业减量化：农户经营的规模逻辑及其证据

本文将农户分为五种类型,并将农地规模分解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与连片规模,由此构建"农户类型—规模形式—减量化行为"的分析框架,进而阐明农户减量化的规模逻辑。基于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表明:①对于所有样本农户来说,地块规模越大,减施量越高。其中,追求产量最大化的生产型小农,减施量与经营规模呈"倒U"型变化,而追求多元化经营的功能型小农,减施量随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②农户连片规模扩大,减施量就增高,并且能够增强地块规模扩大以及经营规模扩大对减施的促进作用;③农户社会服务卷入程度加深,能够增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和连片规模扩大对减施的促进作用。据此,农业减量化,应鼓励农户开展连片种植,形成生产性服务的市场容量,然后诱导服务供应商提供专业化服务,进而实现服务规模经营对农地规模经营的替代。     

总量与结构视角耕地多功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湖北省为例

研究目的:从总量与结构视角探讨湖北省耕地多功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法:熵权法和扩展C-D生产函数分析法。研究结果:(1)总量视角耕地多功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统计上显著为正,结构视角统计上显著为负;(2)本文分为2000—2007年和2007—2014年两个时段,研究结果表明,2007—2014年总量视角耕地多功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大于2000—2007年的正向影响,结构视角的负向影响在两个时段的差异特征与总量视角相同;(3)将研究区分为重点发展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的研究结果表明,总量视角耕地多功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表现为:重点发展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而结构视角的负向影响表现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发展区生态功能区。研究结论:研究区耕地多功能的总量效应比较明显,而多功能之间的多样化协同效应还未得到发挥;不同主体功能区需实施差异化的耕地多功能利用与管理策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加强对农户的技术指导与培训,推动农业经济持续增长。     

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对转出户 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在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并存的背景下,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例,分析农地流转中政府干预力量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效果,为政府制定农地流转政策提供依据。研究方法:以市场主导型作为参照,利用两期截面数据,采用DID模型方法将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与之比较。研究结果:在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在提高农户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和人均非农就业收入方面都显著优于市场主导型农地流转,但家庭中非农务工者的人均非农收入却比市场主导型低了2251元。研究结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确实能够推动非农就业,但就业质量不高,反映出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强推力"导致农户"强制外出"后非农就业技能不足。     

农地依赖性、农地处置方式与市民化意愿的内在关系研究——基于川鄂苏黑四省调研数据

研究目的:深入挖掘农地依赖性、农地处置方式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意愿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期为农村转移劳动力自由选择市民化提供理论支持。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农地资源禀赋、农地功能认知、农地产权安全性、农地产权认知及农地流转服务均通过影响农地处置方式间接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决策产生影响,其中农地产权安全性还会直接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决策;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过程中更倾向于以农地转出方式处置农地,农地产权认知是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意愿的最重要因素。研究结论:为缓解农地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束缚,政府须加速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实施,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及其配套制度体系,构建有效的农地退出机制并设置农户农地退出门槛。     

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对工业企均用地规模的影响 ——以江苏省为例

研究目的：以江苏省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工业企均用地规模的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及空间差异，并探讨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对工业企均用地规模的影响。研究方法：空间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江苏省工业企均用地规模为1.08 hm2/家，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态势。（2）工业企均用地规模在土地权属和企业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国有土地上的工业企均用地规模为1.37 hm2/家，远高于集体土地上的工业企均用地规模0.66 hm2/家；企业规模越大，工业企均用地规模越大。（3）江苏省各行业工业企均用地规模存在明显差异。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企均用地规模分别为3.57 hm2/家和0.98 hm2/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业企均用地规模分别为4.28 hm2/家和1.02 hm2/家。（4）土地权属、企业规模和行业特征与工业企均用地规模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政策强度对工业企均用地规模起显著的控制作用。研究结论：工业用地供应需考虑区域差异，针对不同企业特征和行业特征实施差别化的供地方式与标准，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标准约束，控制国有土地、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用地供应的宗地规模。     

撂荒农地再利用的生态经济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粤赣100家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

研究目的:通过对粤赣100家农业经营主体调查,研究撂荒农地再利用的生态经济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研究方法:首先应用DEA模型中的CCR方法测度了撂荒农地再利用的生态经济效益,并进一步应用半对数回归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法,实证分析了撂荒农地再利用的生态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总体上,撂荒农地再利用的生态经济效益最高的是种植业,最低的是养殖业;发达地区撂荒农地再利用的生态经济效益总体上低于不发达地区;绿色、生态农产品的出售比例,绿色、生态农产品与非绿色、非生态农产品的产值比,政府补贴额度,银行信贷额度,社会服务机构数量,主要农业经营者的文化程度、见识广度等因素对撂荒农地再利用的生态经济效益均产生正向的影响,而年龄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论:政府需要在绿色、生态农产品市场,财政补贴,信用贷款,社会服务机构和吸引优秀农民返乡进行绿色、生态创业上提供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