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大城市圈发展战略

大城市圈: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必须从中国的人口密度的要求、发展效率的要求、工业化的要求、信息化的要求、服务业成长的要求、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以及国土利用效率的要求来考虑。     

走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

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的具体含义是：把城市化的重点放在现有中等城市的发展上,一方面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并逐步地把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培育成大城市;另一方面通过大中城市发展,带动小城镇的结构调整。虽然一个地区合理的城镇体系总是大、中、小城市和集镇协调发展、合理分布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级城市、集镇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是齐头并进的。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阶段,特别是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     

中国应走大城市发展道路

迟到的城市化城市化一词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语言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汇。之所以人们今天大谈城市化,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太慢,城市人口太少。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0%.那是把郊区县的人口也算在里面。譬如,北京市总人口是1340万,但城区人口只有570万人。因此,准确地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只有20%。中国经济的工业比重已经达到83%,农业比重只有17%。一般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这个时候,至少要有一半的人口聚集到城市。而我国很多在工业中就业的人口散布在乡间,如大批的乡镇企业职工。这部分从业人员约有1亿多人,如果当年乡镇企业不是遍地开花,而是集中发     

论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兼论大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

一、中国城市化的现状中国目前已进入城市化高速成长阶段,城市化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地域上,也表现为城市内部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和特大成城市乃至超大城市。1.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起飞阶段。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使用“城市化”这一指标。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统计为17.92%,80年代,由于回城知识青年和下乡城镇居民的重新安置,以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形成了所谓的“民工潮”,城市化水平有所提高,1992…     

大城市边缘区主导产业选择——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主导产业一般是指在区域经济增长起带动作用的产业,主导产业选择的方法一般分为定量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本文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讨论了大城市边缘区主导产业的选择。     

中国应选择怎样的城市化道路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进程还将加速。“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会达到55％,2030年达到65％,2050年达到75％,接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研究城市化的专家交谈,他们总会向你描述这样一番前景,尽管有时具体的百分比数字会有所差异。     

小城镇还是大城市—西部大开发中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决策者,现在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而“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已经把加速城市化进程作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事实上,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本来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不可逾越的阶段,是伴随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志,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尽管不同,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要经历城市化的历史,中国也不例外,东部地区二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刘福垣:城市化“市”是核心

我们说城市化“市”是核心,是实质内容,是强调城市人们经济活动的场所,只有城没有市场是一个死城、空城。城市化高潮来了,应避免再来一次圈地运动,重土、重城不重市,把小城市大战略,搞成了大问题。近些年来的小城市热和开发区热是异曲同工的。圈建了不少小城市,工业小区,拉好招商的架式,但同时也抬高了乡镇工商业和农民进城进区的门槛。     

日本中京大城市圈新型农业的发展

日本中京大城市圈(名古屋地区)位于日本列岛中部的太平洋侧面,南临伊势湾与三河湾,是日本太平洋巨带城市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日本第三大经济地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以及农业的“开发进口”方针,致使农业地位下降,农业就业人口减少,兼业农户显著增加;农业用地尤其是耕地日益减缩;农产品自给率下降。在迈向21世纪的前夕,日本农业面临着高度科学化、高度情报化、     

大城市城郊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几点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特别是在大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由于历史及乡镇村自身的原因而又使得这一进程中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此进程中的集体资产管理、撤制以及人们观念的转变等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胡鞍钢提出应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增长模式

经济学家胡鞍钢日前在《经济参考报》撰文指出，失业已经成为全球性发展的最大难题之一，创造就业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最大任务之一。进入２１世纪人类正在发生规模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就业战争”。这就是中国就业与失业问题的国际背景。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２１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像中国这样的就业挑战，即以世界上９．６％的自然资源（指电力生产量、商业能源使用量、农业种植面积和水资源）、９．４％的资本资源（指国内投资额、资本市场、净外国直接投资，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１．…     

热电联产应是大城市集中供热的主要方式

一、为什么出现集中供热方式选择的不同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发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提高热电机组的利用率。”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建……     

东中西部大城市人口分散化的差异性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三市为例

以上海、武汉、成都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典型大城市,基于2000-2019年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与人口密度数据,运用GIS空间计量方法,对比分析处于不同板块地区的大城市出现人口分散化现象的共性与差异。结果表明:(1)东、中、西部三个大城市均出现了人口由中心向外围分散的现象;(2)其间存在着发生时间和演进程度的差异;(3)进入分散化阶段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海、武汉、成都三市的人均GDP分别为2000美元、2360美元和4300美元;(4)到2019年,东部的上海大致到达了“逆城市化”阶段,西部的成都刚进入“郊区化”阶段。由此推断,以一些较高发展水平的大城市地区为前导,城镇化正在进入一部分地区的人口由外围向中心流动和由中心向外围流动的双向流动阶段。因此,应审时度势地调整引导人口流向的城镇化战略。     

中国超大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经典区域发展理论把大城市当作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该文以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京、沪与周边区域发展的首位度指标和市场潜能结构指标,揭示了京、沪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然后,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京沪两市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带动能力进行检验,发现上海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有正向的带动作用,而北京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向的空吸作用。最后,该文从城市自身因素、区域联系因素和周边区域自身因素等三个方面,对超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带动能力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为什么流向大城市:城市集聚与劳动力流动研究进展北大核心CSSCISSCI

新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力转移的假设突破传统劳动力理论模型中的内生性与规模报酬递增等问题,对劳动力转移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解释力的框架。文章通过国内外大量文献的检索分析,重点梳理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本地市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对劳动力转移机制的影响。国外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不断集聚的机制在于城市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效应。国内未来研究应当采用更加微观的数据,从小范围的空间尺度,关注异质性劳动力转移机制等方面来继续深化研究。     

城市基础设施:拉大城市的空间框架

"十五"期间,宁波着眼于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加大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通过一系列城市道路、桥梁、供水、污水和内河治理、垃圾集中处理、公园等方面重大项目的安排和建设,共完成城市基础设施重点工程投资74亿元,先后建成北仑水厂二期、江东北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布阵岭垃圾处理场、常洪隧道、天一广场等一大批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加紧建设庆丰桥及连接线、东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