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研究——基于TVP-SV-FA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2000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利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TVP-SV-FAVAR)模型,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突变特征考虑在内,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货币政策能够对产出和通胀做出积极有效的调控;相较于价格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更加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作用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作用同样呈逐渐减弱的趋势,但其对物价水平的调控效果在危机之后逐渐改善;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消费、投资、进出口、银行信贷等的调控效果较好,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存贷款利率、人民币汇率以及股票市场等的调控效果更好。文章研究结果也表明,"价格之谜"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甚至根本消除。     

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研究——基于TVP-SV-FAVAR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中国2000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利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TVP-SV-FAVAR)模型,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突变特征考虑在内,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货币政策能够对产出和通胀做出积极有效的调控;相较于价格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更加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作用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作用同样呈逐渐减弱的趋势,但其对物价水平的调控效果在危机之后逐渐改善;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消费、投资、进出口、银行信贷等的调控效果较好,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存贷款利率、人民币汇率以及股票市场等的调控效果更好。文章研究结果也表明,"价格之谜"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甚至根本消除。     

货币政策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力分析——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分析

股市已成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达到对股市进行干预的目的,央行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时,应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考虑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股市影响的不同程度与时滞因素,择机选择数量型调控和价格型调控或者两者的某种组合。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果是渐进的、有效的。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日本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日本作为较早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背景下进行了最激进的货币政策尝试，研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日本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对后疫情时期全球的货币政策调整策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基于SE-IVAR模型对日本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不同水平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的实证分析表明：(1)日本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日本货币政策有效性在短期内存在显著的影响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削弱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2)日本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区制时，货币政策对产出、核心通胀、消费和长期利率的刺激作用在短期内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在长期内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3)日本在2001年后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产出的拉动效果要优于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但非常规货币政策受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常规货币政策；(4)日本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缓解核心通胀紧缩的效果仅局限于短期，难以在长期内实现核心通胀的温和增长。     

后危机时代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了后危机时代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指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变化。进一步地,本文系统研究了我国流动性管理的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分析了央行的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最后本文指出后危机时代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将足相机抉择的,需要在多种因素之间平衡。     

新常态下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范式——基于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的DSGE模型的分析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重新构建了适用于我国经济的DSGE模型,并模拟和比较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应对不同类型冲击时对经济的调控绩效。分析结果显示,当前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取决于我国的经济现状、所面临的冲击种类和政府的政策意图,但是就应对通货膨胀方面,数量型工具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要优于价格型工具。我国政府应当将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灵活并合理地搭配使用才能更好地对经济起到调控作用。     

利率市场化与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变

文章探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对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发现,利率市场化水平越高,货币需求的波动性越大,利率传导渠道的障碍越少,从而货币当局选择价格型调控方式的条件也就越成熟。采用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构建四变量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考察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对于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对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量型调控方式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价格型调控相对数量型调控具有时滞短与力度温和等优点;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价格型调控方式的优势将表现得更加突出。     

基于VAR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有效性包括工具的有效性、传导机制的效率以及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而评价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最终依据是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文章构建了测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VAK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相关变量对CPI影响的强弱程度及其对货币政策发生效力的滞后时间,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基本有效的,货币供给量M0是近期货币政策中较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提出了将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混合使用以实现货币政策预期目标的建议.     

利率市场化与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变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探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对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发现,利率市场化水平越高,货币需求的波动性越大,利率传导渠道的障碍越少,从而货币当局选择价格型调控方式的条件也就越成熟。采用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构建四变量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考察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对于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对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量型调控方式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价格型调控相对数量型调控具有时滞短与力度温和等优点;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价格型调控方式的优势将表现得更加突出。     

跨周期调节视域下货币政策对市场信心的影响研究——基于TVP-VAR 模型的动态分析

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需要做好“稳预期”工作,本文对代表预期核心指标的信心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动态因子模型构建了包含各类经济主体心理预期指标的信心周期综合指数,接着在新凯恩斯模型的框架下理论分析信心在宏观经济运行以及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作用。实证部分结合信心周期综合指数,运用TVPVAR模型考察了信心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效应的时变特征以及不同货币政策调控对信心的时变影响。研究结论和启示如下：（1）信心与经济周期之间具有正向相互驱动效应,央行在政策框架的设计上需要考虑信心体系的稳定;（2）通货膨胀会对信心带来负向冲击,从而使得价格周期与信心周期背离,信心不是驱动价格周期波动的格兰杰原因;（3）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宽松的数量型调控政策提振信心的效果更直接,价格型政策调控在“稳预期”工作上还亟待提高。     

从货币政策的实施工具解读我国货币政策

本文按照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把我国的货币政策分成3个阶段: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阶段、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阶段和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阶段。在这3个阶段中又依据货币政策的实施工具,分别通过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阐述。     

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比较——基于利率市场化角度的分析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合适?文章考虑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加速器特征,将其引入DSGE模型,通过校准、模拟,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不同货币政策下冲击效应以及福利损失函数三方面综合分析了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存款利率的上升,在熨平经济波动方面,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优势;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优势;对央行损失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损失更小。因此,中央银行应根据需要灵活的运用数量型和货币型搭配使用,做好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人口老龄化与日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有效性:抑制还是强化?

人口老龄化使个体行为的生命周期特征迅速累积放大产生了显著的宏观经济效应和政策调整压力,该进程究竟会抑制还是强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性,尚有争论。基于日本1983～2018年的季度数据,借助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近年来日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正在逐渐下降。通过将老年人抚养比引入货币政策效果方程和财政乘数方程,文章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确实是导致日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弱化的原因之一。     

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谈人民币汇率

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8年我国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仅要继续“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而且要“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根据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要想落实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未来货币紧缩和人民币升值将是政府对抗通胀的最有效方式。     

财政与货币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本文根据圣路易模型建立方程试图说明在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如何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     

通货紧缩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与政府投资

我国经济已进入结构调整阶段，经济内在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物价低位运行是这一阶段矛盾变化的集中反映。目前，由于受传导机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难以显现出来，并导致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弱化。本文的研究认为，面对通货紧缩，政府一方面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合理实施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结构性调控功能，刺激宏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投资支出既定的情况下，选择投资乘数效应强、能引导企业和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发挥政策导向功能和作用，推动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     

开放经济条件下时变参数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适用性研究

文章在考虑IS曲线、菲利普斯曲线以及泰勒规则等理论模型系统的内生性结构基础上,利用时变参数随机波动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捕捉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胀与汇率反应的时变特征,检验实际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进入泰勒规则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未引入汇率因素或引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泰勒规则,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引入泰勒规则使得货币政策钉住通胀目标参数与钉住产出缺口参数均得到更为显著的改善,更符合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实际。我国货币政策规则正由"相机选择型"向"规则型"利率调控模式转变,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也逐渐向产出缺口与通胀率目标及人民币汇率稳定目标转变,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对通胀与产出的调整仅表现为先递增后递减的短期正向效应,且2006年第3季度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通胀治理偏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在2001年之前表现为逐渐增强的短期负向效应,而后影响效应逐渐减弱。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分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风险防范

当前,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分化调整的新动态,处于政策夹缝中的中国需要评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分化调整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制定应对措施。文章建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DSGE三国模型,研究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分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基于此提出风险对冲的一系列对策建议。研究认为:美国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导致中国产出下降,消费萎缩,资本投入下降,短期通胀有可能上升,并降低就业率水平;欧洲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中国产出上升,消费下降,资本投入上升,通胀和就业率水平可能下滑;中国本国的技术冲击可以适当缓解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分化调整带来的不利影响。文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是: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技术创新,实施定向调控类的货币政策,通过差异化的策略组合来对冲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分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货膨胀预期影响的时变性研究

宏观经济政策会对通货膨胀预期造成一定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关系,这种影响具有较强的时变性特征,文章通过对我国过去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状态的分析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在调控通货膨胀方面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财政政策工具对其的调控效果曾经在2012~2015年间迅速减弱,但在那之后就逐渐恢复;货币政策工具当中的价格型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中的转移支付更加适用于对通货膨胀的调控。     

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下国债收益率曲线对通货膨胀预测能力分析

本文采用2002年1月至2010年2月我国通货膨胀率月度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下,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是否有助于预测通货膨胀率。实证结果表明:当资本市场属性占主导地位时,国债收益率曲线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下,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能力较强;当货币市场属性占主导地位时,国债收益率曲线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下,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能力较强。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具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双重属性,并且其资本市场属性呈时强时弱的变化态势,导致该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属性也不稳定,进而出现预测能力随货币政策工具与市场属性匹配程度而改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