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劳动的重新同一是否可能——重读《资本论》的体悟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大型企业中,尤其是在金融业和国有企业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是马克思讲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所揭示的财产分配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资本在完全被别人控制的情况却依然在衍习传统的＂资本得到利润、劳动得到工资＂这样一种分配方式,这就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如果马克思的这个分析框架依然有效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重视和改变我们现在依然流行的传统分配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本文在这里正是要提出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线索。     

市场中企业的资本与劳动关系

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或说两者的界限在哪里?作为企业,它是一个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特殊契约。作为契约,这个契约的签订是采用了公平形式的:契约的签订者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那么,何来雇佣之说?首先,我们初步界定一下本文中资本与劳动的概念。资本是指物质资本,即投入到生产中的各种有形的(诸如机器、设备、厂房、货币资金)和无形的(诸如品牌、商标)资产。劳动是指人力资本,即一切劳动者所具有的智力和体力及其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生产能力。这种智力和体力是指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经验、体…     

“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

一个长期困扰着经济学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新古典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都是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是相同的，因而这两种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能使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等于其得到的报酬，即生产要素的报酬（价格）决定于其技术性质，而和采用的生产方式无关，这就使新古典经济理论成为超越任何社会形式的绝对真理。本文试图说明，资本不仅代表着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而且还代表着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而后者在分配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决定于资本的社会属性，而不是决定于资本的技术属性。     

对“劳动雇佣资本”命题的几点质疑

本首先对“劳动雇佣资本”命题的提出及其内容进行了简要阐述,然后对该命题的三个重要论据进行了一一批驳,认为人力资本所有不可能成为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非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并没有因为知识经济的兴起而降低,“劳动雇佣资金”型企业并非更具有生命力,因此,“劳动雇佣资本”的命题以难以成立的。     

资本与劳动双重剩余的解读——一个企业理论视角

本文从企业理论视角对资本和劳动双重剩余现象进行了考察,首先论证了企业家雇佣资本和劳动的命题,指出企业家起着连接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在我国正是由于企业家的缺乏导致了资本和劳动双重剩余。其次,本文分析了资本与劳动双重剩余的根源,即企业家事后分得较低的租金导致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短缺。最后,本文针对这种双重剩余现象给出了一点建议。     

浅议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合同法的完善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的劳动雇佣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劳动合同法>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所以,完善我国劳动雇佣关系的法律制度十分重要,其原则是: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性质的用工主体、劳动者采取不同的办法;在稳定就业的同时要保证企业的生存;要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劳动者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面协调发展劳动雇佣关系.     

浅议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合同法的完善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的劳动雇佣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劳动合同法》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所以，完善我国劳动雇佣关系的法律制度十分重要，其原则是：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性质的用工主体、劳动者采取不同的办法；在稳定就业的同时要保证企业的生存；要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劳动者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面协调发展劳动雇佣关系。     

非典型雇佣关系实证研究困境及其本土化问题探讨

非典型雇佣改变了组织既有的内部劳动关系,以及组织与外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互动。弹性用工所固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升了实证研究在操作和结论推广等方面的难度。本文从研究对象、样本和测量三个方面,分析了制约非典型雇佣关系实证研究发展的若干问题,并探讨了非典型雇佣关系实证研究在我国的本土化问题。     

多元化雇佣背景大学生职业规划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本文以全球经济化企业面临组织变革为背景,以非典型雇佣及劳动弹性化为理论基础,研究多元化雇佣的发展及现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多元化雇佣方式中运用较为广泛的＂劳务派遣＂方式进行深入剖析,分析其对大学生就业的利弊因素,进而结合新型职业规划理论研究在多元化雇佣方式盛行下,大学生职业规划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案。旨在为大学生职业规划的转型作为警示与铺垫,并在多元化雇佣盛行的时代使大学生认识现状、掌握现状,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出合理的规划。     

资本农场的制度逻辑

根据TCE和GHM理论,应该将农场所有权界定给专用性资产投资人,以监督其他契约方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应该选择资本农场.然而,资本农场无法准确计量雇佣劳动边际贡献,具有较高雇佣交易成本.依据Hansmann企业所有权理论,资本农场制度成本较高而制度效率较低.因此,按照效率原则,应该淘汰资本农场.现实中,资本市场处于求大于供非出清状态,而劳动市场处于供大于求非出清状态,造成农场更加依赖于资本而非劳动.根据卢周来讨价还价模型,相对劳动,资本具有较高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拥有农场所有权.因此,存在一定数量资本农场.     

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增长的阶段性与同步性研究

劳动力供求的变化使我国可能在2015年以后进入劳动报酬的高增长期。届时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状况可能得到改善,但在劳动报酬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人均劳动报酬将会陷入一个低增长期,原因主要在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低效率的产业结构转型、老龄化及忽视员工的企业经营伦理。因此,实现劳动报酬总量与人均水平同步增长的关键在于培育一个包含政府、企业、劳动者,充满有效的动力、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社会系统模式。     

“民工荒”的微观经济学解释

由"民工潮"一下子变成了"民工荒",打破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的结构性、局部性的民工短缺,影响了生产,暴露了社会不公,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产生"民工荒"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相应对策和措施.     

广东省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供求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广东省劳动力供求状况,发现存在"供不应求"和"失业"并存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人才没有在各行业间自由流动呢?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此现象作出了解释,本文根据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脱实向虚、企业家劳动异质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融合劳动价值论和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考虑需求结构升级、企业家劳动异质、经济增长导向三大假设,构建多部门新熊彼特增长模型,并运用31个省份1993—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脱实向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是:“脱实向虚”引致企业家创新性劳动减少,生产率参数受阻,经济增长率下降。这使得新古典框架下“从资本向全要素生产率升级的创新性劳动偏向型道路”可能转向“从资本向投机演变的投机性交易劳动偏向型道路”,出现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只有优先解决“脱实向虚”带来的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才能回归供给侧的正常资源配置结构,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不能简单仿效西方进行管制放松或自由化,而应先运用政府之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投机性交易劳动关进“笼子”;进而运用市场之手,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创新性劳动的活力。     

资本深化对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市场选择与政府行为

文章基于市场选择与政府行为的视角,将资本深化分解为工资上涨引致的资本深化和政府投资引致的资本深化,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28个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资本深化对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资上涨引致的资本深化能显著的促进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政府投资引致的资本深化却对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引致的资本深化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临界值为政府投资引致的资本深化达到0.057左右,目前越过该临界值的制造业行业有20个,且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制造业。而未越过该临界值的制造业行业有8个,主要分布于轻工业制造业。这一研究结果为中国"去库存、去产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必要的经验支持。     

全球生产网络、贸易结构与工资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

论文通过建立全球生产网络的中间投入品模型,实证分析中间品贸易对一国技术劳动力和非技术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工贸易是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典型形态;其出口会扩大对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但技术劳动力的工资上涨幅度要高于非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涨幅,从而使相对工资差距扩大。短期内,中间品的进口减少了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和就业,但长期来看中间品进口会扩大对技术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工资差距拉大。人力资本投资的供给增长由于未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工资差距拉大;但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的完善使得相对工资差距会逐渐缓和。     

"双二元"就业制度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政府作用分析

我国劳动力就业制度不仅呈现出"二元化"特征,而且更是"双二元"特征;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失衡的长期存在是二元化特征形成的市场原因。市场机制不能自行调整,只有通过政府力量介入农村教育资源配置过程,引导私人资本进入农村教育市场,实现农村的人力资本禀赋积累增长,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我国劳动力市场配置体制中的"双二元"特征。最后,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建议。     

基于就业视角的山西产业结构调整与对策

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动力需求的最大特征就是其派生性,因此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很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稳定。本文分析了对于山西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应优先考虑重点发展就业弹型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以及关联度高的产业等,从而使得产业结构调整中所创造的新的劳动力需求能够与供给相匹配,从而避免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冲击与影响。     

2000～2010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分析

本文通过农业技术需求法和中国农业生产实际估算了2000～2010年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结果表明,2000～2010年中国农村有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呈上升、后逐年快速下降的趋势,到2010年,下降至6820.92万。此外,本文将从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两个角度就待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素质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对如何更加有效地转移和利用农业剩余劳动力提出了政策建议。     

Sources of Chinese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1987–2005

We decompose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from 1987 to 2005 by examining six partial factors (both supply and demand): changes in value-added coefficients, labor inputs, shares of sectoral demands that are fulfilled domestically, input mix, and the intra-sectoral shares and intersectoral mix of final demand. Our analysis confirms that simply by virtue of its size and extremely low level of labor productivity, China's farm sector continues to weigh heavily in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advances. Labor savings have levied the largest influence on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n all sectors across all three study subperiods. We find that this transition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capital deepening that accompanies China's opening up process. Still, changes in the intra-sectoral shares and the intersectoral mix of China's final demand also have become quite strong, especially in recent periods. Due to ever-increasing competitive pressures as China continues to open, changes in industries value-added coefficients have tended to counteract some of the positive benefits of labor savings for most sectors. The effects on changes in labor productivity of technology change and changes in the use of imports have been comparatively negligible and any variation in their sectoral effects have been waning over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