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资本错配与区域创新效率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01—2018年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超效率DEA模型对各地区的资本错配程度和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财政分权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地区的资本错配程度,减缓了因资本错配带来的创新效率损失;分区域来看,在产能过剩程度较低的省份,财政分权通过抑制资本错配减少了创新效率损失,对创新效率产生了促进作用;但在产能过剩程度较高的地区,虽然财政分权通过缓解资本错配降低了创新效率损失,但是财政分权对创新效率仍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资本错配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为了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信贷资本配置与实体经济产出效率

商业银行信贷对于实体经济产业部门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探究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本产业间的不同期限与规模配置对于产出效率的影响,评析特定时点的政策冲击效应。研究认为,不同期限与规模的信贷资本在产业间配置对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波动幅度较大。过度的政策干预虽然在短期内促进了劣势产业部门的信贷获得能力,提升了产出效率,但长期而言将抑制优势产业部门效率的提升,降低整体产出效率,政策时滞则是引致政策扭曲和失效的重要成因。     

金融自由化的质量效应:基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贷等传统业务对银行的意义逐渐降低,但银行业并未因此走向衰退.相反,通过金融创新,银行业从其它许多领域获得了利润来源渠道.     

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

创新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涵盖的技术与数据等都离不开知识资源的供给。知识产权试点政策作为引导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政策,是保护知识财产的重要举措。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2个城市的数据,运用多期政策效应估计方法 （CSDID）,探究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随着试点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政策效应逐步提高;对于不同批次确立的试点城市,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可以通过吸引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提高本地区技术吸纳量这两条途径来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强度大或数字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要扩大知识产权试点规模,完善细化试点制度措施,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并加强数智政府建设,以实现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目标。     

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考察中国各行业和地区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分别选取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份额和资产份额作为门限变量,构建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信贷资本配置效率总体较低,波动幅度比较明显,各行业之间的信贷 自发投资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区域之间差异较大.选取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份额为门限变量时,存在正向单门限效应,机构数量增加有利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提升;选取外资银行资产份额作为门限变量时,存在双重门限效应,且资产份额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先负相关,再正相关.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的竞争效应、溢出效应会促使信贷资金流向效益更高的行业或地区,从而进一步提升信贷资本配置效率.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机会响应与企业创新效率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企业治理能力与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采用“结构—响应—效率”研究范式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机会响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机会响应促进创新效率提升。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结论有助于打开董事会内部互动过程的“黑箱”,深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机制研究,为优化董事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提供实践启示。     

信贷寻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2005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信贷寻租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信贷寻租和融资约束都能显著抑制企业创新,当企业遭遇信贷寻租时,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制约作用更强。可能的原因是,信贷寻租减少了企业的创新利润,挤出和替代了企业的创新资金。在更替融资约束的测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运用工具变量和PSM方法弱化信贷寻租和融资约束的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本文进一步按照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和资本要素密集度划分样本进行分析,发现信贷寻租加剧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严厉打击寻租腐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本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企业创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就地区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与东北地区最不显著。据此,应通过打造产业金融基础服务平台、构建高效金融审慎监管机制、完善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等举措,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     

金融生态、政府行为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来自重庆市各区县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以重庆市为例,考察了金融生态、政府行为对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生态和政府行为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均呈正相关,但政府干预过多的城市化进程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却不利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产业政策、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产业政策是否会引起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情绪的波动,政策外生冲击下的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中企业资源的配置行为和效率,其深层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为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文章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鼓励支持类的产业政策会引起投资者情绪的上涨,并刺激企业投资,这将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淘汰限制类的产业政策会引起投资者情绪的下降,并抑制企业投资,这将会缓解企业过度投资,加剧投资不足.上述结论表明,在产业政策引导资源配置过程中,投资者情绪扮演了传导中介的角色.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股权融资依赖程度或管理层股权激励越大,企业资源配置对投资者情绪的波动越敏感,这说明政策外生冲击下的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的深层机制在于企业存在股权融资依赖和迎合市场情绪的动机.最后,总体上产业政策外生冲击下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造成了公司价值的损毁,并且不同影响渠道具有显著差异,利用投资者情绪降低股权融资成本所进行的资本投资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而迎合市场情绪所进行的资源配置显著毁损了企业价值.上述研究成果有助于从微观企业视角理解股票市场在国家政策引导企业资源配置行为中的作用.     

所有权性质、商业信用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商业信用的再分配理论认为,易于获得银行信用的企业会将这些信用以商业信用的形式再分配给难以获得银行信用的下游企业。本文以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检验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信用再分配功能,结果发现,尽管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显著多于私有企业,但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却显著少于私有企业。而且,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与提供的商业信用不相关,而私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与提供的商业信用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说明,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信用但并没有发挥信用再分配功能,而私有企业尽管只获得少量的银行信用却较好地发挥了信用再分配功能。这些结果意味着,如果银行体系适当增加对私有企业的信用配置,同时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信用配置,可以充分发挥私有企业的信用再分配功能,提高银行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工业的结构调整、效率与劳动配置

本文利用 1 999— 2 0 0 1年最新的企业调查数据 ,分析了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对其生产效率和就业吸纳的影响。研究表明 ,中国工业结构越来越符合中国的资源和要素禀赋 ,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得到不断发挥。轻工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较快增长 ,不仅提高了中国工业的总体效率 ,而且为缓解目前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振兴和改造传统的老工业基地过程中 ,应将大力发展轻工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在突出地位 ,通过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加快结构调整步伐 ,增强东部地区的工业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国有控股、投资效率与信贷资源配置

银行信贷是我国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其配置效率的高低对国民经济发展、企业融资决策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2001—200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对投资效率和银行信贷配置影响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企业过度投资程度越大,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相对于私有产权控股公司而言,随着过度投资程度的增大,国有控股公司获得的银行信贷规模越大;国有控股公司过度投资的程度要大于私有产权控股公司。上述结果表明,银行的信贷资源更多流向了过度投资的国有控股公司,我国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待优化。     

金融市场化、配置效率与地区研发创新

研发创新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研究与开发结果的不确定性和收益回报周期长特点,使其高度依赖于外部融资,因而需要金融市场有效发挥要素配置功能。有效率的金融市场是影响研发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和中国省级宏观数据研究金融市场化对地区自主研发创新的影响,是一个新尝试。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化通过改善外部融资环境有效地提高了地区研发创新水平,平均而言,正规金融融资便利化程度提高1个标准差,人均专利申请量和人均专利批准量分别提高19.23%和16.39%;民间金融便利化程度提高1个标准差,人均专利申请量和人均专利批准量分别提高25.84%和21.05%。     

国外科技与产业创新政策演变趋势研究

促进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并将其作为进一步提升本国竞争力的基础。系统总结了主要发达国家科技与产业政策的演变趋势,并重点从5个方面总结了其对我国的启示:选择重点领域,把握未来发展机遇;提升本国创新能力,应对研发全球化浪潮;吸纳和储备科技人力资源,为可持续创新奠定基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企业创新;强化科技政策评估,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益与效率。     

科技创新、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效率

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视角,使用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城市数据和空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识别了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在中国产业集聚的负外部性大于其正外部性。(3)随着产业集聚度的提高,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会显著提高。无论是OLS回归模型还是空间计量模型,文章的结论均具有稳健性,因此新型城镇化效率的提高在提高创新投入的同时需要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产业政策中的资金配置:市场力量与政府扶持

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如何有效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政策支持产业,是产业政策发挥成效的关键.现有相关研究未深入考察经济资源在扶持行业之间及行业内部配置的规律,而且没有综合探讨不同资金配置的关联.文章考察了市场力量与政府扶持两种机制如何引导产业政策下的资金配置.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债务融资和政府补助.其中,债务融资更多地流向了成长行业中规模较大的企业,政府补助使成长行业中的小规模企业和成熟行业中的大规模企业受益更多.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看重企业的增长机会,政府补助则会顾及当前成长性较弱而相对不受市场青睐的企业,对产业政策下的市场化资金配置起到了补充作用.文章的研究为如何协调市场机制和政府扶持两种力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信贷审批权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

运用Bankscope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数据库,实证分析了银行信贷审批权的配置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信贷审批权限对其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信贷审批权的上收并不一定会改进银行经营绩效。银行把信贷审批权上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降低代理成本,但是银行信息成本可能会增加。因此,银行在进行贷款审批权的配置时需要综合考虑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不应该搞“一刀切”,一味地把信贷审批权上收。     

连云港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行业R&D有效性研究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R&D有效性是科技管理部门在制定鼓励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利用DEA方法对连云港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14个主要工业行业的R&D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连云港市科技资源配置整体有效,但样本行业R&D效率表现稍差,且存在差异较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