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

明代后期 ,正值西欧殖民者在东亚海域为争夺中国商品而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时 ,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 ,准许私人出海贸易 ,因此使中国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大量的海外贸易船涌向马尼拉、日本等地贸易 ,以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换取大量的墨西哥银元和日本白银 ,随之亦形成了一股海外移民浪潮。这些移民海外的华人 ,以其辛勤的劳动 ,为侨居地的开发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区域经济发展与食盐运销制度变革——以明代福建漳州府为例

本文通过梳理明代福建漳州府食盐运销制度演变历程,分析盐政变革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盐政变革除涉及军政、财政外,还与区域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关。明初漳州府食盐只是民间互通有无的物品。明中期,漳州府商品经济发达,食盐成为大宗商品,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在盐利的驱使之下,漳州府各种势力互相争夺,促进盐法变革。本文的分析也说明了明初时并非所有地方都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因此,考察明代食盐运销制度时,切不可将专卖制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不加考虑的"常识"。     

WTO与浙江“块状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省各地发展出许多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 ,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随着入世以及中西部改革进程的加快 ,“块状经济”原来的发展模式面临新的挑战。文章从浙江民营企业领头羊———德力西集团的创新与突破出发 ,分析“块状经济”新模式     

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我国的“双证书”制度的探析

本文通过对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我国的＂双证书＂制度的分析,阐述了如何借鉴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成功经验,寻求完善我国高职院校实施＂双证书＂制度的有效途径。     

“人”的消解与“人”的重构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近现代以来都存在着一个关于“人”的消解和重构的课题,并且其内容既有相当大的区别,又不无相通和一致之处。我们今天关于“人”的消解和重构的任务含有两个分属不同时代而又相互关联的层面,如果说第一个层面是在“重复”西方近现代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哲学的话,那么,第二个层面则具有了真正普遍的时代(当代)意义,完全有资格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话。而这一对话在我们的人学研究中亦将表现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人学研究的近现代思考维度与“当代——未来”这一思考维度的对话。     

数字化时代的“异化”与“消解”

数字化造成了人的新的、进一步的异化。这些由数字化而带来的新的异化现象,本质上是人文精神失落、价值理性缺失与意义沦丧的表现。所以,弘扬人文精神是这些异化的消解之道。     

“三农”问题解决的制度调适与资源整合

"三农"问题是我国需要解决的首要经济社会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对我国当下的制度和资源进行调适和重构,以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关于“乡族”－重温一九八三年厦门大学共同研究会的报告

绪　　言一九八三年四月至八四年一月 ,根据日本学术振兴会和中国教育部的协议 ,我作为访问研究员 ,以“中国明代土地制度的研究”为总课题 ,在中国进行为期十个月的研究交流 ,分别访问了复旦、厦门、武汉、南京及北京的五所大学。这期间 ,除了在上述五所大学以外 ,还获准参加在昆明市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学术讨论会 ,有机会访问了上海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南京的南京博物馆 ,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历史博物馆 ,天津市的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有关这些活动的概略 ,…     

浅谈会计职业的“法治”与“德治”

会计职业是"法治"好还是"德治"好?首先应厘清二者的概念及其关系。会计职业实行"法治"或"德治"各有优势,规范会计职业行为需要"法"、"德"并用。     

“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若干相关论作简评

作为一段被符号化了的特殊时期，“80年代”正在陷入一场多方合谋的书写竞赛，事关“80年代”本来面目的许多重要问题正在被肆意改写和重构，其肇因皆在于对这一思想史上特殊时段的思想主线有意无意的背离。“80年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而中心论题则是“反封建”。整个“80年代”文化思潮的演变环节依次是“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再往后才是所谓“文化热”，而贯穿各个环节的中心线索是对“文革”的反思。“启蒙”是整个“80年代”的基本属性，从“反‘文革’”到“反封建”到“反传统”，全都是在“启蒙”：因此，整个“80年代”都属于“新启蒙”时代。     

试论“科教兴国”战略的升化及举措

知识经济社会代替工业社会成为下世纪的主导经济形态,是人类发展中一个重大转折。我们已经确认了科教兴国为主体战略,这与发展知识经济战略是相通的、一致的,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科教兴国可以包括在知识经济内,但是不能包括或替代知识经济;相反,知识经济可以包括科教兴国,又不限于科教兴国,其范围更广泛,内容更深刻。因为从经济发展的阶段看,生产要素的主力传递顺序是: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到比技术层次更高的知识。知识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对其他生产要素起着效率和效益的乘数作用。提高科技含量,主要指生产和产品;提高知识含量,…     

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的再认识

从商业定义出发 ,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很高 ;但从商业功能的角度出发 ,为扩大再生产服务的商业还相当有限 ,为简单再生产或生活消费服务的商业仍是商业形态的主体 ,商业在实现资源配置、协助完成生产过程等方面的作用相对弱化。这种“繁荣”的商业实际上是一种低水平的商业 ,它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     

商业里甲制--探讨1617年两淮盐政之"纲法"

明朝的赋役黄册制度 ,因外国白银的输入而产生一条鞭法的改革 ,使政府统治农村社会的模式 ,由束缚人身的户役制度走向摊丁入地的货币税制度。但是 ,在商业方面 ,明朝政府以里甲制控制商人的模式 ,不单没有因为白银的涌入而放松 ,反而有所强化。京师各仓场库局的商人 ,和盐政开中法下的边商内商 ,都如同里甲制下的百姓—样 ,被政府以户口登记的形式束缚人身 ,强制服役。而万历四十五年 (1 61 7)在两淮盐政制度中形成的纲法组织 ,和定期编审户口、制定徭役的里甲制 ,在理念上和操作上 ,也无分别 ,因此 ,纲法可以说是里甲制在商业上的实践 ,是商业里甲制。     

明代"私钱"述论

在明代 ,民间非法铸造的铜钱称“私钱”。同“制钱”相比 ,“私钱”具有种类多、质量差、价值低等特点。“私钱”在明代前即存在 ,但影响不大 ,至中叶后则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明代中叶后“私钱”泛滥的直接原因是铸造、贩卖“私钱”可获利 ,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人们对“私钱”持认可甚至欢迎态度。造成人们对“私钱”持这种态度的原因 ,既有国家方面的 ,亦有经济方面的。明朝为禁止“私钱”采取了多种措施 ,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和政治腐败 ,这些努力总的来说是失败了 ,非但未能达到杜绝“私钱”的目的 ,至明末更成了一场闹剧。     

建章宫“一池三山”之仙山形态试探

建章宫“一池三山”的布局源于汉武帝的神仙信仰。受此影响，其中的仙山形象应是上广中狭的台状构筑物。此种台状仙山与汉代慕拟自然的假山形象并行发展，成为后世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主要表达方式。通过对汉代图像资料中的仙山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对“一池三山”的仙山形态进行探究。进而分析了这一仙山形态在古典园林仙境景观中的发展演变，及其与汉代园林中用于迎仙的台的区别与联系，为进一步理解早期园林中的景观内容提供新的线索。     

从明末清初浙皖丘陵地区“户”的演变看赋役制度之整合

明末清初,是里甲制向图甲制的转承时期,也是中国赋役体制发生质变的重要过渡时期。本文从存留下来的浙江遂安、徽州祁门两县的赋役册、实征册入手,以该地区“户”的演变为视角,观察户与其上的里甲、家庭与其下的丁口之间关系变化,以此考察浙皖丘陵地区赋役制度的整合。浙皖丘陵地区,从明初至嘉靖年间,户既是赋役承纳主体,也是赋役评定客体。到了明代末期,户仍是赋役承纳主体,赋役评定客体的功能已经减弱。顺治年间户的含义与明末基本相同。康熙年间,是户的含义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户双重身份基本瓦解。     

明代南京的坊厢与字铺——地方行政与城市社会

坊厢与字铺是明代南京的两类基层邻里组织。本文通过对坊厢与字铺的比较探讨这样两个问题:地方行政能否借助这些基层组织来对城市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基层组织是否有利于培养城市居民的集体社会与政治意识?基层组织是否对应于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以及基层组织在制度上是否适应明清城市人口流动与增长的大趋势这两个因素不仅决定了各类城市基层组织的性质与功能,也是更好地分析明清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地方行政与城市社会关系的切入点。     

明代徽州盐商的移居与商籍

本文从盐政制度、地缘关系、行业范围以及家族制度来解释明代徽商向盐运司的移居 ,认为商籍的设立是各地商人积极努力、力量消长的结果     

明清诉讼中的“依法审判”

明清诉讼并不以律例为准据,“庶不与律例十分相背”一语,道出了律例仅仅作为一种宽泛的制约因素而存在。“律例规避”案和“非必然因果关系”案表明,对争讼各方利益的均衡考量才是诉讼的根本准据。正是情理、律例与利益平衡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才造成了“依法审判”的假象。在“依法审判”之争的背后,凸显的是我们对西方法律和诉讼模式的执着。实际上,确定性的保障并非只能靠“依法审判”一途,明清诉讼正是在对利益平衡的追求中实现自身诉讼和法律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