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的一些思考

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都处于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对西方主流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和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简要回顾,提出有关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的一些观点:应从企业这一微观角度入手,借鉴现行的直接投资理论的基本思想,结合我国特有的大国综合优势,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现条件、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选择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并以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发挥、维护、培育、发展和寻求竞争优势作为考察的主要内容。     

国别异质性、全球化进程与主流FDI理论的演化性改进

主流FDI理论成形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解释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时会遭遇国别异质性和时代异质性的双重局限:"企业型政府"积极参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转型期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和海外投资行为所产生的差异化效应;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与日益丰富的跨国运营经验必然逐渐降低企业跨国运营的"外来者劣势",弱化或转化了跨国运营对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刚性依赖。为此,本文基于过程认知视角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母国生成与东道国区位响应两个基本系统,并将国家特定优势和企业特定优势置入母国生成系统中进行综合分析,较好地解释了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替代、互补和融合.本文在对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际,按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行业和发展阶段分析并论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同时,也证明了政府给予具有贸易创造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政策上大力支持的必要性.     

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二战后不断增长的国际间资本流动越来越多的变现为直接投资的方式,世界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美国独挑大梁到西欧、美国、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到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对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甚至是在发达国家投资设厂,研究对外投资的理论也在不同的背景下演进.本文旨在分析不同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产生的必然性和局限性,同时找出针对不同背景不同研究对象产生的理论的共通性.     

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自2005年以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急剧增大.中国企业对外脚步的加快也与其动因密切相关.本文在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的基础之上,从国内外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决定因素——基于2000-201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特质的分析,从投资战略和不同性质东道国分类等全新的角度构建我国ODI投资的模式和分析框架.本文贡献在于全面考虑影响中国ODI的市场、自然资源、技术管理、金融服务、贸易壁垒、通货膨胀与双边汇率等因素作用的强度和效果;选取我国对外投资前100名中具有代表性的73个国家2000年至2010年的面板数据,依据不同东道国类型ODI动因差异,采用分类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低度开发国家不同的投资模式.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确定我国对不同东道国ODI的发展目标及今后政府对我国ODI发展相应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全球华人网络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中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布局过程中,制度与文化的交融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鸿沟可能是阻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研究虽已注意到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但缺乏对非正式制度与文化差异的关注.文章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阐述了海外华人网络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基于全球195个国家或地区的华人分布数据和中国对全球132个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数据,检验了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和影响途径.研究表明:(1)海外华人网络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在华人分布密集的地区更容易实现对外直接投资;(2)在海外华人越来越集中于高技能与OECD国家的背景下,高技能华人的网络与OECD国家的华人网络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3)从制度距离的角度来看,海外华人网络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更远的国家与经济体中的影响更为明显,即海外华人网络能够弥合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而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文章对当前我国“走出去”战略推进过程中如何利用好文化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具有重要的启示.     

东道国经济、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亚洲主要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因素纳入到传统经济因素框架下,采用1995—2013年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直接投资数据,考察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发现,无论是传统经济因素还是制度因素对跨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均产生影响,而制度因素在决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方面呈现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和复杂的特点.根据对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群体的实证分析,笔者发现中国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呈现明显的动态特征.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原本是传统的资本输入国和地区,但自60年代中期起特别在70年代以后,它们在大量引进外资和外技的同时,也日益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截止1985年6月,南朝鲜、香港的对外投资总额为4.65亿美元和22亿美元,分别占出口总额的2.2%和8.9%,这在它们的出口战略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拟就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原因、特点及其趋势作简要的分析和探讨.一从总体上看,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始于60年代中、后期,而大规模地对外投资,则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主要由以下一些因素促成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制度评析

从投资国的角度考量,中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要面临市场变化所带来的商业风险,还要应对各种可能随时发生的政治、安全和社会风险.相对于这些不可控的外部因素,中国政府的对外投资制度就属于可控的范畴.伴随着“走出去”的经济战略,中国的对外投资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制度上加大了对企业支持的力度,放松了管制,给企业对外投资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仍存在一些制度政策上的缺陷,反而给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构成了障碍,部分导致了中国企业跨出国门对外投资的困难.因此本文对现有中国对外投资制度进行梳理,分析其中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