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关洋员抚恤制度述略——以《中国海关密档》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1859年后,洋人愈来愈多加入晚清海关,如病残或死亡则引发抚恤问题。1876年5月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规定海关职员若死亡,酬劳金可交给职员家属使用,确立死亡抚恤制度。抚恤包括抚恤申请、抚恤调查、抚恤实施及抚恤结束四个阶段。通过抚恤金支付安排措施,抚恤制度可使遗属维持生计、教育孩子,帮助他们实现独立谋生。     

赫德与澳门:晚清时期澳门民船贸易的管理

晚清时期澳门民船贸易的管理,曾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颇为棘手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葡萄牙澳门当局,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清朝中央政府以及广东地方政府间曾引发了诸多风波,对近代澳门和晚清社会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利用中国海关档案资料和其它文献资料,对晚清时期澳门民般贸易管理的曲折演化及其透露的晚清内政外交的若干重要问题,详加评述。     

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为了使潜在的获利机会变成现实,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改革旧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压力下,中国政府从19世纪末期开始转变经济政策,参照西方各国的样板,制定一系列新的工业、商业、金融业、税收政策.这些新制度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使经济在20世纪早期有了较快的发展.由于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在利益取向上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偏离,以及传统意识形态与近代经济制度引进的冲突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近代的制度变迁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滞后和不彻底的,有些只是一纸空文.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比西方国家缓慢的基本原因.     

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谁是经济增长核心因素——兼评诺斯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理论的有效性

本文比较分析了主要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指出每一种理论模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论为，诺斯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理论只适用于短期经济增长分析，而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更适用于分析长期的经济增长。     

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的历程。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最根本的特征是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以及在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上的变迁和重组。本文从近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变动的视角,对商会产生的历史原因、特征及其历史作用展开新的探讨。     

论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形成时间、制度类型与功能演进

本文认为作为银行制度，中央银行是指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是银行的银行，与一般说的国家银行有所区别。考察近代中国银行制度孕育与演进过程，中国银行经历了从分立特许制向复合集中制，进而向单一集中制演化，中央银行确立于由分立特许制向复合集中制转变的1939年，而不是公认的1928年，作者还从经济结构特征、意识形态变迁的角度探讨了央行的独立性问题。     

近代宁波港腹地的变迁

港口的发展需要腹地的支撑,近代宁波港的地位相对下降,港口的腹地有一个由大到小的变化过程.本文根据海关报告和不同时期的经济调查,把近代浙江港口的腹地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在这个框架范围内厘清了宁渡港腹地的变迁过程,为探究宁波港地位相对下降提供了一个视角.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北大核心CSSCISSCI

公债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财税制度后新出现的财政收入形式。清季政府以“息借商款”的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为公债发行之滥觞。公债无论是对于国家财税治理、财政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关注。与之相比,本文注重对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所藏财政、金融档案的收集,     

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相互性

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相互性郝希亮在讨论制度变迁的文献中，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相互性，是非常诱人的论题。对经济运行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变迁还是技术变迁的争论，虽然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但从研究的趋势来看，制度变迁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已占上风，这主要归功于一些...     

近代日本的町村财政变迁北大核心CSSCI

1888年明治政府通过立法,建立了近代的町村公共财政制度。到明治末年,政府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初步修改,巩固了町村的财政基础。一战后的大正民主运动,推动了町村财政的民主化,取得了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设立町村独立税等成果。但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背景下,政府开始推行地方财政调整制度,1940年税制改革中配付税制度的实行,标志着这一制度恒久化的同时,也表明町村财政已完全被纳入到战时体制中。     

近代上海钱业制度的内生性研究

钱庄是近代中国金融业的传统行业。上海钱业公会作为上海钱业的代表,在上海金融界同业组织中具有典型性,由上海钱业的惯例和习俗转变形成的钱业非正式金融制度在全国通行。本文通过上海钱业公会,运用进化博弈理论研究近代上海钱业制度的内生性。结论指出：上海钱业制度是市场动态稳定均衡的结果,是可自我实施和自我维持的内生制度;上海钱业公会是制度的一个要素,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这对当前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近代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国家能力变迁——一个关于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解释

近代中国缘何落后?这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经久不衰的问题。其实质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为何工业革命未能爆发于经济总量大幅领先的明清中国?当工业化确立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进入中国后,中国为何未能利用强大的底蕴较快地完成工业化而进入到经济强国的行列?文章试图从国家能力的视角回答这一历久弥新的问题:明清时期中国的国家能力大体是与发展农业经济,维持统治的国家目标相一致,正是这一国家目标使得中国无法发生工业革命;当列强叩开中国的国门,将中国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后,晚清政府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学习、财政、法治等国家能力的严重不足导致了最终的失败,继起的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了学习能力建设的重要性,然而分裂的现状阻碍了其财政能力与法治能力的进一步增强,仍不足以支撑孵化市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努力提升学习、财政、法治三种国家能力,但国民党作为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内部组织涣散,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既无法从国家能力层面有效动员广大乡村经济潜力,也无法建立起政令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加之日本入侵,在内忧外患下最终走向失败。     

买办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兴起

提起买办，传统观点认为他们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工具。诚然，买办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过程中出现的，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买办曾是西方国家在华进行经济活动的桥梁，同时买办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他们从最初替外国商人收购土产、推销洋货，到洋商企业的附股者，继而将买办资本投向中国近代工业，独立创办新式企业，使得西方新式企业制度得以移植中国，催生了一批中国近代企业，加速了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强制性、诱致性制度变迁及其它——兼论中国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

通过分析论述制度创新、制度变迁及相关的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文章构建了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的理论根据，在此基础上，对两种改革方式及中国的改革方式重新加以认识。     

论汇丰银行与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变革

在近代中国100多年金融制度的变革中,汇丰银行在客观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的成立和发展壮大突破了原有金融体制的约束,成为近代中国多元化金融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依赖洋行、钱庄和买办等中介组织和个人,建立了中外贸易间接融资体制;积极介入权益角逐,垄断近代中国的内外债金融市场。金融制度的变革体现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特征,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既要看到汇丰银行唯利是图的本性,也要具体分析其在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革中的客观作用。     

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制度——兼论知识产权制度的人本精神及其启示

在任何时候,科学的制度创新与设计比科技创新本身更为重要。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务实与人本精神相结合的集中展现     

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1973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西方世界的兴起》的有关西方经济史的书。该书与其说是对经济史进行细致缜密研究的专著。还不如说是一部洋洋洒洒、高层建瓴的史论。尽管该书篇幅不大，也没有在经济史的数量研究方面提出新的具体成果，但它却在西方经济史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因为它为经济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前景，即：根基于当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而用最先进的经济理论去重新解释历史。该书的作者之一就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North)     

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效率的制度思考——兼论制度均衡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析产权和市场的亲合关系下国有企业改革效率。转型时期预示着社会整体性制度变革,但国有企业改革中企业本身制度以及制度环境均没有得到满足。走出转轨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全靠制度的完善。现有的企业理论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制度设计需要相互补充。处在转轨时期的制度非均衡的国有企业难免出现低效率状态,因此,对制度效率正确的评价至少建立在制度完善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