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向慈善组织购买村级扶贫服务研究

我国现行“参与式”的“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偏离了向贫困人口直接授权的实质而流于形式.慈善组织是政府扶贫工作在贫困村、贫困户层面理想的代理机构,但慈善资金的缺乏和不稳定限制了其服务内容和数量.政府向慈善组织购买村级扶贫服务是将二者的比较优势相结合,化解“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形式化困境的最优方案,且扶贫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复杂工作,只有在购买内容、购买程序等方面规范化、制度化并长期坚持才能体现其效果.     

“科技帮扶 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成功实践

江苏省农科院近几年来开展“科技帮扶整村推进”科技扶贫项目,创新发展了5种项目运作模式,推动了江苏省扶贫工作进展;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要加大资金投入,整合各项扶贫资金;建立双向沟通机制,提高农业科研针对性;加大项目支持力度,延伸项目年限。     

“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持续发展的路径思考——以广西河池市扶贫开发的实践为例

本文以广西河池市贫困村"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实践为例,深入分析"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好四大关系,促进"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持续发展的肤浅见解.     

"新苏南模式"的发展及对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启示

从昔日的辉煌到今日的分化和多元化选择,"苏南模式"经过了产权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之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苏南模式".外向型经济的高歌猛进、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迅速推进赋予了苏南模式新的内涵."新苏南模式"的出现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经验,建立"新苏南模式"的"先发效应"与欠发达地区"后发效应"互动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可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农村整村推进减贫绩效评估中的农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公民意识的提高,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减贫是政府的工作,农民参与整村推进减贫这一具体扶贫模式的绩效评估,既是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方面,又是当前减贫形势下提高政府减贫绩效的必要措施,同时更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长远要求。本文详细分析了农民参与整村推进减贫绩效评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完善农民参与减贫绩效评估政策制度;树立正确的农民参与观,提高参与能力;加强政府的引导参与,畅通参与渠道。     

"互联网+农业"的应用与实现形式探讨——基于江苏徐州市"互联网+农业"应用的研究

2015年,我国从政府层面提出了"互联网+"理念.近年来,中央更是多次要求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大力推进"互联网+农业"模式发展,由此,也掀起了"互联网+农业"研究高潮,但如何使"互联网+农业"从理论转化到现实应用,相关研究及对策建议目前仍相对较少.为此,文章选取全国农业大市江苏省徐州市作为研究样本,提出如...     

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德治"

当前,在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将实现从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德治"将取代"法治"成为社会治理的总体特征.此时,"德治"是德治、法治与权治的统一.基于人的共生共在的根本目的,在以"德治"为特征的合作治理的体系内,多元治理主体将以服务为宗旨,以内在的伦理精神为动力,在制度安排上突出道德的因素,共同推进社会治理的有效实现."德治"的建构依赖于"德制",而实现的公共行政改革也应积极推进"德治"实现的有效路径的建构与选择.     

国内外金融精准扶贫模式比较研究

金融精准扶贫一直以来都是各国所关注的重点话题,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致力于探索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途径.发达国家日本推出的农协合作金融模式,发展中国家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贷款模式已经帮助这些国家在解决贫困人口资金短缺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国也在积极探索金融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宁夏"互助资金"金融扶贫模式、甘肃"双联惠农贷款"扶贫模式都为我省实施金融精准扶贫措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关于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三)关于陇县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扶贫信贷的调查与思考

一、引言 为了加快扶贫攻坚进程,帮助贫困户尽快解决温饱问题,1996年中央提出扶贫攻坚要到村到户以后,陕西省开始在全省50个国定贫困县、19个省定贫困县中全面推广小额信贷扶贫到户模式.各县区结合自身特点,以不同的模式先后开展了发放小额扶贫信贷的工作.为了解陇县通过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扶贫信贷的成功经验,我们赴陇县进行了专题调研,形成此报告,仅供参考.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研究评价与"十四五"关注点研判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作为我国扶贫攻坚阶段的得力政策工具之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易地扶贫搬迁地区较之其他地区在经济基础、发展速度和政策韧性等方面都存在相对不足,而现有研究所涉及的关注点和内容虽丰富多样,但限制了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后续发展定位和相关研究的延伸.因此,从系统论角度出发,本文构建了包括政策自身系统、政策执行系统、政策目标客体系统、政策评估系统和政策环境系统在内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评价研究体系,并依次就五个子系统的相关研究进行分类梳理和评述.研究认为,"十四五"时期的关注点应当锁定在:及时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进行总结,剖析遗留问题、总结发展现状、挖掘面临的新困难;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后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系统探索优化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后续发展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等.     

我国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探析

光伏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和有效尝试。鉴于光伏扶贫对自然资源与金融资源的需求,在我国贫困地区推广、实施光伏扶贫任务艰巨,应探讨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路径,开展光伏扶贫机制模式研究,分析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围绕资金、政策、监管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返贫困防治探讨——基于政府和农民的视角

贫困存在多种原因,返贫困防治应瞄准根源,多视角精准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后续政策支持缺乏、对扶贫"政绩指向"的错误理解、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三变改革"中遭遇市场风险等会导致农民返贫。对农民而言,懒散思想、自身素质和观念、不可抗力因素、就业创业失败也会导致返贫。因此,政府应该改变资金与物质扶贫方式,以产业支撑助推返贫困治理,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扶贫开发实践,以实现共同发展的扶贫目标。与此同时,还应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提升治愚、扶智力度,加强乡贤文化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返贫困防治探讨——基于政府和农民的视角

贫困存在多种原因，返贫困防治应瞄准根源，多视角精准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后续政策支持缺乏、对扶贫"政绩指向"的错误理解、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三变改革"中遭遇市场风险等会导致农民返贫。对农民而言，懒散思想、自身素质和观念、不可抗力因素、就业创业失败也会导致返贫。因此，政府应该改变资金与物质扶贫方式，以产业支撑助推返贫困治理，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扶贫开发实践，以实现共同发展的扶贫目标。与此同时，还应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提升治愚、扶智力度，加强乡贤文化建设。     

逆向飞地经济的扶贫模式研究

消除贫困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逆向飞地经济具有良好的扶贫功效。文章首先对逆向扶贫飞地经济的共性特征进行了归纳,然后对金磐扶贫开发区展开了个案研究,在构建飞地经济运行机制基础上详细研究了逆向扶贫飞地经济的产生原因、运行特征和影响等问题。研究发现,逆向扶贫飞地经济作为“外部支持型逆向异地开发模式和空间”,能够帮助贫困的飞出地实现异地发展和脱贫,同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鉴于逆向扶贫飞地经济具有较强的正面效应和可复制性,文章提出,在科学论证的前提下推广逆向扶贫飞地经济,妥善处理异地开发和本土发展的关系,采取完善顶层设计、理顺管理体制、优化利益分配等一系列措施应对飞地经济发展中的共性问题。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绿色发展原则没有得到落实、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规划缺乏生态要素、精准扶贫项目实施的负面生态影响等问题。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推动精准扶贫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做好精准扶贫顶层设计;正确认识贫困区优势,保障生态资源物尽其用;注重精准扶贫项目实施中的生态保护;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积极培育地理标志产品。     

“营养与训练”人才联动培养模式探讨

在营养训练科学理念的大背景下,以马鞍山市体育运动学校学生为研究和实践对象,具体实践"营养与训练"的理论,探索科学训练的手段与合理营养摄入相结合的途径,使"营养与训练"人才培养联动模式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精准扶贫场域下技术治理异化的表征与生成

精准扶贫中,国家通过多重发包的数字生产机制解决扶贫对象锚定困难以及扶贫效果难以监测等难题,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技术治理异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重视数据生产而造成数字的悬浮、规避责任而形成应付检查的痕迹管理、强调政府自主性而忽视了社会自主性。本文从“宏观制度—中观组织—微观主体”三重逻辑出发搭建分析框架,以阐释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生成逻辑。研究表明,制度约束、组织推进和主体运作三者耦合造成了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困境。技术治理异化现象侵蚀了基层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及公信力,应从维护基层政府治理公共性和公信力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     

贫困减缓与教育发展：一个参与式治理的精准扶贫视角

减贫理论的发展、致贫认识的深化和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减贫模式由开发式扶贫模式向参与式治理模式转变。而教育发展不仅是参与式贫困治理实施的前提保障,也是参与式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影响因子。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我国存在农村终身教育、扶贫教育环节薄弱、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资源配置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尚未建立精准教育扶贫的推进机制等问题。因此,应积极构建参与式贫困治理体系,改革教育扶贫资源分配制度,转变教育扶贫的形式和内容,构建和发展教育扶贫机构及平台。     

政策营销、政策执行与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

基于全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地区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能够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并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亦是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另一个重要促增因素,具体体现在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等多元化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3）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