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财政分权问题探讨

近年来,财政分权问题受到世界各国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财政分权理论的概述,理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实践经验,具体分析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特点、已有成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两个具有可行性的改革方向：建立和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Zhang和Zou（1998）与Lin和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n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

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探究了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的减排效应,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水平,意味着财政和环境的分权治理并不利于中国生态环境优化。引入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则表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即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有利于降低中国环境污染水平。     

财政分权、预算约束和财政竞争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行了以财政分权为理念的财政体制改革,从而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相对独立利益,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本文分析了我国财政分权的简要历程和分权状况下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以及它们和财政竞争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了财政竞争可能产生的后果。     

财政分权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

世界银行力主分权化改革，但是财政分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备有争议。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党的十六大强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实行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这为我们做好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该文在 Zhang 和 Zou(1998)与 Lin 和 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和房价水平

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城镇房价持续快速上涨,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发现,较高的房价水平总是与较高的财政分权度联系在一起的,而较高的财政分权度又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密切相关。本文采用2000-2008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分税制改革背景下财政分权度对房价的影响机制,为上述假说提供实证证据。结果表明,分税制背景下逐年扩大的财政分权度是导致房价持续过快上涨的不可忽视的制度性因素。在使用了不同的计量方法、识别技术以及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房价的因素后,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中国式财政分权: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保障。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来自顶层的政治与财政激励以及官员自身的私人激励使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强劲动力,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未来的改革应从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分权、地方债务与现代财政改革——基于财政分权不同角度的效应分析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同地方债务内生于财政分权体制,主流观点是收支不平衡引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反对派支持“利维坦假说”,认为分权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大.但分权究竟如何具体作用于地方债务,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建立了财政分权与地方债务关联的理论框架,从支出、收入和纵向财政不平衡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分权效应不能一概而论,提高收入分权,降低支出分权,缓解纵向财政不均衡,将有助于减少地方债务.构建现代政府间关系,“五五分成”后亟需增加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严格政府支出管理;同时适度放松收入管理,赋予地方政府有限的税收立法权,构建地方税体系至关重要.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测量中国的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大量的经验研究考察了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和公共部门发展的影响。既有的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及其影响的经验研究成果,大多数采取地方财政收支占全国或中央财政收支的比重来测量财政分权。文章对这类测量指标进行了评论,并论证了两类正确而且可行的财政分权指标:各地财政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和地区内各级政府财政收支份额。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机理分析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动机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两大动力。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下,上述双重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更快增长而激烈竞争。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国近年来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长期忽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和城乡间、地区间的严重不平衡。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切实从体制和机制上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     

财政分权度的衡量方法研究——兼议中国财政分权水平

财政分权度是研究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性指标。本文对传统联邦主义理论中、OECD国家和中国使用的衡量财政分权度的方法和指标进行了考察,认为:1.研究目的不同,国情不同,应采用不同的分权衡量方法;2.单一财政分权指标往往不能全面客观评价一国的分权水平和发展趋势,尤其是在财政体制较为复杂的国家,如中国。3.税收自治权是政府间财政分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以税收权的不同层次衡量财政分权度是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做法,也是较为系统的分权衡量方法。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以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变迁为切入视角,在中国式分权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探究地方政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激励动因。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对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影响关系是倒U型的;政府财政压力在一定范围内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但财政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负向效应。换句话说,中国式分权和市场化改革是地方政府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此外,地方政府竞争、市场化进程对财政压力与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市场制度环境较完善的地区,有助于地方财政压力发挥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     

美国财政分权的效率分析

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在经济发展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制度的设计、创新和发展等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美国财政分权体制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在分析财政分权效率的含义及要求的基础上,从美国政府问事权和财权划分明确且相互匹配、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分权与制衡并存的预算机制、地方政府自治以及整个财政分权体制的法律依据等方面分析了美国财政分权高效的原因.     

中国财政分权的多维测度与空间分异

财政分权的准确测度与衡量,是研究分权本身需要解决的前提性和根本性问题。本文通过量化中国大陆31个省级政府在有限财政分权中体现出的相对优势,将纵向的中央、省级财政分权安排和横向的省际间可比关系转化为涵盖两大方面、六个不同侧面的多维指标体系,加权计算出各省财政分权的综合水平。在清晰探索出省际差异和地域特征的基础上,借助空间计量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中国财政分权在非均质地域上的空间相关和集聚现象,部分揭示了其潜在逻辑和深层次成因,从而为探讨政府间财政博弈关系、构建地区间财政协调机制以及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与参考。     

日本财政分权的公平性分析

本文引入标准离差率的概念对日本财政分权的公平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日本财政分权缩小了地区间经济能力差距,弥补了地区间财政能力不均衡.为进一步说明日本财政分权具有公平性,本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财政分权公平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财政分权具有公平性,其转移金额的确定充分考虑到各地方政府的具体财政状况,有助于各地方政府提供全国统一水平的公共产品及服务,有助于公平目标的实现.     

经济转型中的基础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

计划体制下的基础教育财政制度低效运行是1985年基础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的直接诱因.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农村经济体制、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启动,构成了此次基础教育财政预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实证结果显示,改革后基础教育财政制度运行绩效要明显优于改革前,分权化改革达到了制度设计者的预期目标--增加基础教育投入以扩充儿童入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