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即实现股份全流通和逐步的股权分散化。从根本上说,股份全流通和大股东适度减持股份有利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和绩效提升。但是具体作用效果还取决于法律对股东利益的保护,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等制度性因素,并且对不同行业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     

股权分置改革、终极控制者和公司绩效

股权分置导致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割裂了大股东财富增长的正向激励机制,加重了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实施将实现所有股份的全流通,使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对于我国证券市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制度性变革。那么,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采用2003-2008年在沪深股市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金字塔股权结构下终极控制者的视角出发,设置股权分置改革虚拟变量,利用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和公司绩效进行检验后发现,股权分置改革确实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影响了终极控制者的行为,使其利益取向回归于公司价值本身。     

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控制机制与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掠夺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掠夺在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在理论上我们明确了小股东、大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三重委托代理关系,并将掠夺概念化为小股东补偿大股东的代理功能而支付给大股东的租,建立了所有权高度集中体制下公司治理的外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的理论框架。通过以关联交易作为对大股东掠夺的直接测量,本文用事件研究法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负价值效应,并发现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能力、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对上市公司董事的股权激励以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掠夺的主要因素。本文还发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与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对大股东掠夺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证券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控股股东的存在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改善,同时,过高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因此,现阶段中国证券公司在治理结构的改革方案中应突出控股股东存在的必要性,通过市场化加强证券公司的股权流动性,这样才有利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整体绩效和长远发展.     

全流通公司大股东掏空的可能性及其行为特征研究

文章从理论分析和以股权分置改革前的全流通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两方面探讨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控股股东掏空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在全流通条件下,大股东仍可能选择掏空公司的策略: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越低,其侵占公司资源的可能性越高;上市公司业绩越差,其侵占公司资源的可能性越高。经验结果支持以上的推论。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

通过实证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得出结论：与高度分散，高度集中两种股权结构相比，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存在，并有其他大股东与之相制衡，且第一大股东为法人时，总体上有利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绩效。这种股权结构应成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目标模式。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分析

本文回顾公司治理发展历史,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基本情况,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讨论国有股东合格主体如何由“一股独大”到多个大股东制衡．发展机构投资者和有效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股权全流通对大股东行为的影响

该文对大股东日常关联交易行为、资金占用行为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变化进行检验,研究股份全流通对大股东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股权全流通时期,大股东减少了对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占,增加了对上市公司的支持,但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在股份全流通时期,应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强化股权制衡;引入外部利益相关者,构建多元治理结构;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保护中小投资者。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交通运输仓储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当前,中国证券市场不时出现“内幕交易”和“大股东侵占小股东”的现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非常复杂,股权过度集中,国有股比例过大;股权分置且流动性差,缺乏多元化的持股主体,关联股东占较大比重,存在着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问题。这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导致公司治理效率低下、公司行为不规范、现代企业制度难以建立,并最终反映到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交通运输仓储行业为例就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进行实证分析。     

后股权分置时代控股股东减持与上市公司的价值关系——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

笔者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例,实证研究控股股东减持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还是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减持都可以提升上市公司价值。但是,国家控制公司控股股东减持所带来的公司价值的提高低于非国家控制公司价值的提高。控股股东减持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优化,对其应该进行正确的引导,既有控股股东又有制衡股东的股权结构应该成为后股权分置时代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方向。     

试论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所谓股权分置,是指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而导致的"同股不同权不同价"现象.不同的利益导向造成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分置,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对完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极其不利.截至2004年底,我国上市公司的总股份为7149.43亿股,其中非流通股数为4542.91亿股,占63.54%,而其中国有股份占74%.股权分置问题是中国股市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有着最现代化外套的股市却从一开始就植入了计划经济的心脏,它的存在演绎了中国股市不知多少的"悲欢离合".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期望通过非流通股减持流通来优化股权结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股权流动性与公司治理效率研究

本文考察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增加股票流通性对公司治理具有有效作用,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趋于理性化,股改完成后机构投资者能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控股股东的流通性与企业业绩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对集中的股权治理结构依然有效.     

后股权分置时代中国股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问题与对策——对股权分置改革实践的反思

笔者不赞同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的时代称为“全流通时代”，因为从已经结束股权分置改革的G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每家公司都继续保持了大股东的控股地位，大股东还声明其手中的股票将要“锁定”一年、二年甚至三年并且规定了其他限制出售股票的措施，表明股权分置现象至少将继续存在多年。因此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的时代应该称呼为“后股权分置时代”。后股权分置时代应该是由股权分置时代向全流通时代过渡的时代，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一股独大问题和完善股市管理制度与全面提高上市公司法人治理水平、提高公司业绩问题。     

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研究

股权的全流通和股权集中度降低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改变了在股权分置制度下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不合理,激活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使得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有了根治的基础。     

最优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理论模型与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的视角,构建了最优股权结构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存在最优股权结构。利用2006-2012年中国80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一致:公司价值与股权集中度呈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与非控股大股东股权比例也呈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整体上治理水平不佳,董事会独立性不高,管理层薪酬与公司绩效并不十分匹配;国家作为控制人,其公司价值明显更低。本文认为,一个现代公司最优股权结构为:前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在50%附近,其余为分散型的中小股东;第一大股东比例不宜超过20%,以保证大股东间相互制衡作用。     

全流通不好使——浅析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问题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导致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在股票市场流通．2001年以后．监管部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实现股票市场的“全流通”。但遭到了市场的强烈反对，于是暂停了该项工作。但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对解决“全流通”的呼声日见高涨。认为“全流通”能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其立论依据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1)从理论角度看．全流通之后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中小股东就可以通过“以手投票”来发挥股东的监督功能．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恶意收购．炒掉不称职的经理人员．从而提高治理效率：2)从实证的角度看．美国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公司治理效率居世界前列．因此股权分散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3)股权分置使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大股东只关心“圈钱”．而不关心股价的涨跌，致使中小股东损失惨重。只要实现全流通就可以使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上述问题就可解决。     

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

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密切相关.本文考察了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情形下,双层代理和大股东控制问题是如何影响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分析表明,在公司治理不完善时,部门经理的寻租行为和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都会导致内部资本市场的低效率.     

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与管理者合谋的博弈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即实现股份全流通和股权分散化,特别是在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后,出于和大股东相同的追求股权价值最大化的目的,管理层有可能成为虚假信息披露的直接提供者,与大股东合谋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利用核以及类Shapley值概念分析了两者合谋的根源和实现条件,结果表明:除了加强各自的收益、成本控制外,对其中一方参数(如持股比例)的控制会影响到另一方参与合谋的积极性,通过相互约束可以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从而实现上市公司的良性发展。     

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在对大股东的性质作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存在的。具体来说,在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最高,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次之,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最低。同时,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是,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的作用效果有明显差别,而且其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不尽一致。     

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

从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四个维度构建公司治理指数的测度指标。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2008—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境外机构股权投资者持股(QFII-shares)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QFII-shares持股比例、持股制衡度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QFII-shares持股比例和持股制衡度越高,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越高,治理绩效就越好;公司规模和控股股东类型与治理绩效显著负相关;公司所处的宏观政策环境越好,公司治理结构就越完善,治理绩效就越好;QFII-shares持股周期与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关系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