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对中国东、中、西部的进口额和GDP增长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在短期内,GDP增长对进口额影响最小是中部地区,在长期,西部GDP增长对进口额影响最大。中国经济增长对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也会影响全球经济。     

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提高能减弱经济波动吗？

本文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提高对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减弱经济波动的同时促进了经济长期增长,而对外开放度提高增加了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表现为1996年前影响不显著,1996年后有正向影响。中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但1996年前和1996年后影响不同,分别是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提高有助于减弱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并且当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这一影响转而为正。     

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1)在1978—2002年的长周期样本中,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2)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资本—劳动比和TFP的提高,进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影响逐步消失;(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时变特征"源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和增长模式的变化。     

需求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边限检验理论的视角

在建立无约束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边限检验方法对需求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需求因素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需求的不同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在长期，只有资本形成总额的影响显著，在短期内，需求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索洛模型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索洛模型讨论劳动增长率、储蓄率以及技术进步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2001~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判断这些因子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有更好的启示。     

区域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文章构建四地区六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利用2000—2007年中国区域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区域及对外贸易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结构变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但其影响在下降,区域贸易结构变动分别对2000年和2007年中国GDP贡献了约8个和14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结构变动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较为有利,却放缓对中部经济的影响;区域贸易结构变动在2000年和2007年对农业、采掘业、重工业、服务业的影响保持一致,两者同时变动则加大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贸易结构及对外贸易结构变动对各地区各产业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稍有差异。     

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探讨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对中国总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加快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此,分析影响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有利于我们制定合理有效的措施,抛弃过去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促进中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文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进入21世纪,文化与经济紧密融合,文化贸易作为新的国际贸易形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根据1992年~2011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中国文化贸易出口、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文化贸易出口和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文化贸易出口给经济增长带来同向的冲击,文化贸易进口给经济增长带来反向的冲击;文化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大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文化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我国文化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弱。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并找到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依据,从中发现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资本投资面临的约束条件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不高使得中国今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建议。     

揭示"制度与增长关系之谜"的一个研究视角——基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4)

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直接推动经济体制转型深化的内在动力,而经济转型虽然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影响作用,但这种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在制度与增长二者关系中,制度虽然是影响增长的长期重要因素,但这种影响却不是决定性的;而恰恰相反,增长对制度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这说明制度创新在增长的大背景中更易达到,而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