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模糊集方法的贫困识别模型构建

目前我国对贫困进行区别的方法主要采用的是贫困线,低于该线即被划分为贫困人口,能够享受国家的众多扶贫资金,但是对于贫困线上的"边缘群体"来说,生活仍然很贫困,却由于收入高于贫困线一点而与国家扶贫政策无缘。面对这种"一刀切"的不足,文章采用模糊集方法构建了一个多维模糊贫困指数来对贫困人口进行有效识别并确定其贫困程度,将贫困人口分为高度贫困、中度贫困和轻度贫困三个层次,以便根据其不同的贫困程度采用不同的扶贫力度。     

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

我们课题组在 1 999年进行了一次覆盖六省市的住户调查。本文利用这次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贫困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考察。通过综合考虑收入标准和消费标准 ,我们把中国城镇贫困分为三种类型 ,即持久性贫困、暂时性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在贫困人口中 ,有一大部分是属于选择性贫困 ,即他们的收入高于贫困线而消费低于贫困线。我们对贫困户的消费函数进行了估计 ,其结果显示以下几个因素对贫困状况产生重要的影响 :修匀收入的效应 ;人们防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心理 ;人们为将来投资而进行储蓄的行为 ;家庭对子女教育和医疗服务的特别需要。我们还对三种贫困类型进行了比较分析 ,从中发现预测的金融资产和预测的收入 ,以及教育和医疗的特殊需要都对不同类型的贫困户的消费行为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测算、结构分解与精准扶贫

贫困的多维福利剥夺程度高低和持续时间长短是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文章综合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和Foster(2009)提出的长期贫困测算方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和暂时多维贫困指数,实证分析了中国的贫困状况,并进行了城乡分解、指标分解和区域分解.结果发现:第一,样本家庭在多维视角下的长期贫困比例要高于暂时贫困,这与单一地从收入角度来分析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的结论恰好相反;第二,对于所有类型的贫困而言,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和健康的贡献度都排在前三位,但健康对于长期贫困人口的贡献度要明显高于暂时贫困;第三,总体看来,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不仅高于城市,而且很多指标的贫困持续时间也要高于城市;第四,从四大区域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长期多维贫困程度要高于东部和东北部地区.     

中国贫困的多维测度

本文认为,用单一的收入标准来了解贫困会低估个体真实的贫困状况,很难全面反映个体贫困的复杂性、脆弱性和持久性。本文基于Sen的能力方法,使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利用模糊集方法测度中国的多维贫困状况。结论显示,相对于收入贫困,个体的教育、健康和医疗保险等贫困状况更为严重;多维贫困关于测度方法、权重较敏感,等权重下的AF多维贫困被其它方法与权重下的多维贫困严格占优,而在Betti＆Verma权重下的AF多维贫困中,则住房、卫生设施和健康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更大;多维贫困在西部、农村及女性中依然更严重。     

“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贫困度量指标

贫困是一种经济社会现象 ,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世界各国研究贫困的学者们提出过各自不同的关于贫困的定义。汤森以及其他学者提出了贫困度量指标 ,Duclos在这些指标的基础上 ,引入了社会伦理判断这一规范因素 ,使得我们在评价贫因不能仅仅考虑贫困人口比率、平均贫困缺口、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等客观因素 ,必须考虑不同社会或不同时期人们对贫困的主观判断。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10个指标,从剥夺得分的角度对1991-2011年中国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动态分析,并对多维贫困进行了4种分类和测算,考察了这4类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的多维贫困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变化.具体来说,第一,多维视角下中国的减贫效果好于单一收入指标下的减贫效果;第二,城乡多维贫困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农村对贫困的贡献在2000-2011年有所下降;第三,早期多维贫困人口中极端贫困比重超过60％,但后期该比重降至不到3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北大核心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减贫挑战。基于“消除一切形式贫困”和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构建多维贫困分析框架,从贫、困两方面分析沿线国家的极端贫困、中度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并从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制度角度解析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沿线国家消除极端贫困取得明显成效,但极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度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度贫困人口数量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比重趋于上升;沿线国家农村面临严峻的多维贫困挑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贫困人口最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次之。建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贫困国家和经济走廊,与中国合作建立利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扶贫的减贫机制,共建“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     

中国农村人口贫困变动研究——基于多维脱贫指数测度

本文通过多维贫困识别方法构建相应指数，提出了在返贫和脱贫不同方向上对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分解的思路。同时，用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收入依然是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主要维度，但在改善收入贫困的同时应该防范健康维度返贫的风险。第二，农村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在不断改善，但是由于返贫的影响，脱贫的效果受到了较大削弱，因此在注重脱贫的同时，不应忽视返贫的风险。第三，持续贫困人口贫困状况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是2012年的恶化状况提示我们对于暂时未能脱贫的人口，还需要采取措施缓解其贫困状况。     

新世纪福建农村贫困的界定

贫困界定事关扶贫大局,对贫困人口数量、分布以及扶贫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均可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根据现阶段农村扶贫工作的需要和物价、食品结构等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研究、测算、确定福建新世纪,特别是2000年基期的农村贫困标准。 一、贫困界定原则 1、以原有农村贫困标准为基础。原有农村贫困标准是根据低收入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计算的,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满足最低营养标准的基本食品需求,即食物贫困线;另一部分是最低限度的衣着、住房、交通、医疗及其他社会服务的非食品消费需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对新疆农村居民贫困变动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FGT贫困指数和在Lorenz曲线基础上的贫困指示增长曲线对新疆农村最近几年的贫困变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增长减缓了新疆农村的贫困状况,但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减缓贫困的积极作用。除2003～2004年以外,其余时期的经济增长都不是亲贫式的增长,新疆农村的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少于非贫困人口。因此,为了有效地减少贫困,新疆不仅要注重通过经济增长减少贫困规模,同时也要重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并且把减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重点要放在提高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上。     

我国残疾人多维贫困状态测度

我国残疾人群规模庞大,而残疾人致贫、返贫可能性高和脱贫困难,因此应该给予更多关注。贫困的测度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贫困线,以识别贫困人群;二是构造贫困指标,以衡量贫困程度。多维贫困概念更有利于识别能力剖夺。仅仅采用收入与支出标准,会忽略贫困的脆弱性以及长期性,因为恰恰是能力贫困导致了贫困,个体贫困往往根源于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情况等。目前,采用数个维度衡量贫困状态,已成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流方向。     

农村家庭动态收入与相对贫困收敛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家庭五轮微观面板数据，使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首先以家庭收入与资产进行GLM模型回归得到资产指数(或称为结构性收入),之后借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收敛俱乐部方法分析结构性收入的动态情况，并使用面板分位数自回归方法研究收入冲击的持续性。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结构收入两极分化特征显著；贫困收敛俱乐部数量为5个，约11.6%的家庭陷入了贫困陷阱中；对陷入贫困陷阱的家庭而言，暂时性收入较高家庭受到良性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最高，暂时性收入较低家庭受到不良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较低；使用绝对贫困线标准时，陷入动态结构性贫困家庭的比例远小于相对贫困线下的比例，其他结论基本不变。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

本文采用CHNS2000-2009年的个人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估计中国9省的劳动者在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对比分析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状况。引入市场化指数这一制度变量解释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变化。研究发现市场化是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改善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工多维贫困内部各维度的变化,利用Heckman两步法分别估计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教育对收入回报的截面变动趋势,并采用个体面板数据估计、比较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十年间的总体教育回报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较全国水平和城市劳动者均严重。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贫困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尤其是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更高且呈现上升趋势。农民工的教育回报低于城市劳动者,近年来两个群体之间教育回报的差距呈拉大趋势。在教育回报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教育的投入。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教育投入动力不足将不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容易回到多维贫困,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贫困线测定问题研究综述

关于贫困的概念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表述,因而也出现了许多贫困线测定方法,例如:预算标准法、食物比例法、相对贫困线、混合贫困线、主观贫困线,还有利用剥夺指数来分析贫困的方法等.本文将对既有贫困线测定方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     

贫困指数理论研究述评

贫困指数关系到贫困程度的准确测定,是研究贫困问题的首要问题之一。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指数尽管直观,但反映贫困程度很不全面;基于公理体系上的Sen贫困指数以及满足可分解的FGT2贫困指数虽然综合性能较强,但直观解释能力较差且不满足一些公理;社会福利函数贫困指数以及多维测度和模糊测度在理论上无疑很完美,但可操作性较差。由于单一贫困指数都存在不足,构建简明而又全面的贫困指数体系非常必要。     

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农村动态多维贫困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和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准确、全面地识别和反映贫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是提高扶贫成效的关键。文章利用2010—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山西省农村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对山西省县域农村多维贫困进行测度,通过定序Probit模型探索其演变机理。研究发现:(1)山西省农村县域多维贫困差异不明显,这从理论上支撑了将扶贫攻坚主战场从贫困县转变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合理性。(2)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更易陷入多维贫困,这成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诱因。(3)当前有工作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可能性较大,应促进有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口就业,稳步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4)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多维贫困产生的影响不显著,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区别对待"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贫困线测算方法的最优选择

贫困线的确定一直是正确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困状况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贫困的基本特征出发 ,分析了贫困线的标准 ,通过对各种方法的比较研究 ,认为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来测算贫困线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能较好的反映贫困 ,并就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进行了实例测算     

多维贫困测量及述评

贫困的测量是各国贫困研究关注的焦点,测量方法随着对贫困概念认识的深化不断变化。如何科学合理地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筛选,成为多维贫困分析和测量的关键。研究发现,非公理标准下的多维贫困指数具有算法简单、操作方便等优点,但缺陷在于各维度间相关性较强且权重分配具有主观性;公理化标准下的多维贫困指数,虽然在指数维度加总问题上存在异议,但满足了大部分公理的要求,且测量结果更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