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家庭的孩子为什么不读书:风险、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和贫困陷阱

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摆脱贫困十分重要,但是数据显示,相比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普遍地无法、或者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较高教育。本文构建了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模型,从教育投资的风险和决策的角度解释低收入家庭持续性贫困的问题。本文模型表明:家庭贫困带来的风险溢价会成为其投资中的一项额外成本而削弱教育投资的吸引力,教育的机会成本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教育投资决策。分样本处理和Chow式统计的实证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中,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与其收入水平正相关,即贫穷的家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更低;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意愿极强或极弱的个体,收入的变动对他们投资意愿的改变有很强的影响,而意愿居于中间的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和机会成本对其意愿的改变影响则更大。     

农村孕妇铁营养专项知识现状调查及分析

目的了解农村孕妇铁营养专项知识现状,为其专项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自拟孕期铁营养专项知识问卷对500例农村孕妇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农村孕妇铁营养专项知识问卷平均得分为(7.2±1.7)分;第一胎次孕妇铁营养专项知识得分明显低于第二胎次及第二胎次以上孕妇(P<0.01);低学历孕妇铁营养专项知识得分低于中、高学历孕妇(P<0.05或P<0.01);低收入家庭孕妇铁营养专项知识得分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孕妇(P<0.05或P<0.01)。结论农村孕妇铁营养专项知识普遍欠缺,应加强农村孕妇铁营养专项知识的健康教育,教育的重点对象是第一胎次、低学历和低收入家庭的农村孕妇。     

富爸爸、穷爸爸和子代收入差距

本文使用基于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的分解方法,通过构建低收入家庭子女与高收入家庭子女拥有相同的特征分布情况下的反事实收入分布,对高、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收入差距进行分解。结果显示,高、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工作单位性质等特征差异;两组子女间的回报差异存在,但主要影响低分位点处子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对高分位点处的收入差距影响有限。高分位点处子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能够完全被特征差异所解释。     

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流动与长期收入均等

运用相对收入流动指标及绝对收入流动指标对1989—2004年间各时期城市与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我们发现:1989—2004年间各时期内城市与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速度从低收入组到高收入组逐层递减。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都处于较高的水平,与城市相比较,农村贫穷阶层家庭的收入向上的流动性要大于城市的贫穷家庭。低收入阶层向上的收入流动以及高收入阶层向下的收入流动使得1989—2004年间各时期城市与农村家庭的长期收入差距得到了缓解。     

从教育成本与收益角度分析我国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

近年来,我国高校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增长速度持续减缓,同时农村高等教育入学率与全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由此可见,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有待提升。教育成本和收益对其高等教育投资行为起主要影响作用。在成本方面,高等教育费用占农村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始终偏高;农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承担着较高的机会成本;农村大学生面临比城市大学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导致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心理成本偏高。在收益方面,农村居民仅仅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在短期内的收入趋向于甚至高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忽略了高等教育所带来的长期收益。以上原因都导致了农村家庭放弃高等教育投资。国家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减小以上因素的影响,促进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     

收入流动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依照Milanovic和Yitzhaki提出的中等收入标准(人均每天收入12-50美元),201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只占8.4％,到2018年已经达到28.9％.从收入流动的视角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主要来自于低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低收入家庭能否向上流动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受到个体家庭微观特征的影响.文章运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家庭中就业人口的比例、体制内就业及城镇户籍等因素都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主要包括促进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低收入群体就业质量、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收入分配与异质性消费结构——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新测度

本文通过构建效用指数模型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测度,并据此将城镇家庭划分为低、中、高收入组,通过分析三类家庭储蓄消费动机,得出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异质性推论,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2017年城镇家庭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差异,最后模拟收入分配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低收入家庭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倾向更高,生存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8倍、高收入家庭的8.1倍,发展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6倍、高收入家庭的3.1倍,其收入主要用于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2)中等收入家庭更注重享受型消费,享受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低收入家庭的1.5倍、高收入家庭的4.5倍,其有能力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3)高收入家庭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各类消费倾向均较低;(4)模拟收入分配变动结果显示,"提低、扩中"均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应充分考虑收入分配调节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重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     

消费信贷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一、消费信贷现状据中国人民银行最近调查 ,半数以上居民并没有消费信贷意向 ,调查表明中高收入家庭申请消费信贷的倾向较高 ,月收入在 1 0 0 0元以上的居民 ,愿意申请消费信贷的比例在 60 %以上 ,月收入在 3 0 0 - 1 0 0 0元左右的居民 ,其比例为 4 5 %上下 ,而低收入家庭则多数不准备申请贷款 ,出现了高收入家庭贷款意愿较强 ,而低收入较低 ,理论上应通过消费贷款来改善生活的低收入家庭不想或不敢进行消费贷款的现象 ,政府想通过消费信贷来刺激市场需求的愿望未得到充分满足。另外 ,在申请消费贷款的居民中 ,选择购买住房的比重最大 (占 …     

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影响因素探析——以武汉市两所小学调查为例

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徙和日益明显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业余生活对社会和个人都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业余生活丰富与否的态度受生活、学习环境的稳定性,父母的关心程度,以及业余时间的活动内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论生活环境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是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面,对进一步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提出建议。     

大城市低收入老人群体状况分析

城市中的贫困群体有相当一部分是低收入的老人,低收入老人的群体特征表现为年龄大,女性居多,文育比重大,原来职业是蓝领职业的比重高,无配偶、无子女、独居的比重相对突出.调查的结果说明,制定老人政策时,要有差异,适当照顾低收入老人.对低收入老人应该采取确保低水平保障,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改善的政策.要让子女与原工作单位多关心低收入老人要缓解老人的心态问题.     

条件价值评估法下三城市公益林补偿支付意愿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广州市、福州市、昆明市居民公益林生态效益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问卷共调查1469户家庭(其中广州480户、福州506户、昆明483户)。根据WTP的调查结果,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三城市居民公益林生态效益支付意愿的共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收入、受教育程度、户外锻炼时间、环境关注度、公益林了解程度是影响三城市居民支付意愿的共同因素,并且都与支付意愿呈现正相关关系。     

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1986—2010年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最完整家庭数据,研究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表明:多维收入流动性指标得出的结论都显示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最低收入群体呈现收入固化态势,中等收入群体进入低收入群体的概率大于进入高收入群体的概率;受教育程度改善、非农就业程度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扩大、家庭赡养比提高和税费负担减轻对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位置的提高影响显著。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决定因素分析

利用课题组于2010年年初在全国29个省市区对2009年居民收入抽样问卷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不同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回报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和较高的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将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回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拥有党员或干部身份等政治资本,将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回报;城市垄断行业收入高于竞争性行业,就业单位所有制性质不同,对收入回报的影响较大;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为农村家庭带来了较高的收入。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收入影响,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代际流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对女儿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于儿子,母亲的收入水平对儿子和女儿并没有明显影响差异;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随着收入从低到高分布,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农村低收入家庭群体具有明显的贫困持续性现象。因此,消除户籍等流动障碍,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流动性。     

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1986—2011年微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国家级贫困县设立的减贫效果及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对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政策使贫困地区的贫困率平均下降了11个百分点;同时,扶贫政策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性,能改善国家级贫困县内部收入分配情况。从静态角度看,扶贫政策缩小了国家级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贫困县内部基尼系数平均降低了4.2%,尤其是缩小了国家级贫困县低收入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下降幅度高达15.1%;从动态角度看,扶贫政策增加了国家级贫困县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长远上有利于贫困家庭跳出"贫困陷阱"。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鼓励外出务工是扶贫政策起作用的重要途径。     

间接税负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城市住户调查资料考察了中国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这三项主要的间接税在不同收入群体的负担情况。我们的研究表明 ,低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大于高收入家庭 ,但高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营业税的比例大于低收入家庭。整个间接税是接近成比例负担的。间接税恶化了收入分配 ,但并不显著     

义务教育费用减免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基于CHNS数据的DID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住户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受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冲击所产生的效果进行经验研究.研究发现: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低收入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上.这种负向效应更多地是由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增加了子女入学支出,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减少了消费支出.这说明要想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绝非仅仅依靠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一项政策可以改变的.     

受教育程度、收入阶层与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呈现差异性,在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降低生育意愿,对生育意愿具有抑制效应,但在高收入阶层中没有呈现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上述结论。从“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考察教育对不同收入阶层作用机制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机制不同。对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受到“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的共同影响;而在低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主要是“教育—文化”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应重点关注中低收入阶层群体的生育意愿,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子女升学压力与母亲收入损失

在家庭教育投资中,除现金性的显性教育支出外,家庭也会通过放弃潜在收入并增加子女陪护时间的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这种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其对理解中国家庭的教育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子女升学压力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的外生冲击作为识别框架,估计了母亲由于子女教育压力而放弃的潜在收入,为识别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证据.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月收入显著下降19％,同时父亲收入没有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发现,高学历、非国有行业、育有男孩或独生子女的母亲收入更容易受到子女升学压力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在子女升学压力下母亲会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降低工作时长以及增加家庭照料时间等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进一步利用地区重点高校录取率反映地区升学压力,发现子女升学压力越大的地区,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本文研究识别了子女升学压力下的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为更好理解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和家庭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低收入群体收入现状、问题与增收对策

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结构、促进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增长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等数据,分析低收入群体总体收入现状、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现状和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结构差异;运用logit模型,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低收入发生概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因素和家庭特征因素对低收入发生概率有一定影响,并针对增收能力、承受风险、区域差异、收入结构方面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低收入群体实现长效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