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

本文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FD)2017年与2019年两轮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户信贷约束,降低农户商业信用供给成本,从而促进农户商业信用供给。数字普惠金融在补充农户外部流动性的同时,还减少了农户商业信用供给对自身流动性的占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存在上下游纵向关联、生产经营多元化程度较低与非粮农产品占比较高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商业信用供给能够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增强了农户使用商业信用参与市场的意愿,这有助于增加农户收入和提升农户福利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农户商业信用供给,影响了农户与下游经营主体之间的要素配置,为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业生产经营与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

近年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需要加大对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支持。本文基于2011—2020年浙江省11州市面板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面板模型回归。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持亦会不同程度产生影响。基于此,文后就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     

数字普惠金融及创新能力对上市银行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A股41家上市银行2011—2020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STATA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上市银行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上市银行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对绩效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助推银行创新能力的发展,且银行创新能力在两者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银行创新能力起到的中介效应作用高于国有银行.     

普惠金融对大学生创新创业影响研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趋势,而对于创业者来说,普惠金融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尤其对于大学生来说,怀揣着创业的梦想,但囊中羞涩,普惠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大大解决了这一问题。"普惠"一词从字面意思来说就是普遍惠及,那么惠及的这部分群体,自然包括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生创业期间融资难的问题。文章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深度剖析普惠金融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影响,通过了解普惠金融以及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现状,结合大学生创新创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在近年来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先后出现了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一系列的新发展。从中小企业资产周转率的视角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以资产周转率来衡量中小企业的经营效率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经过验证融资约束这个中介效应,结论也是成立的。中小企业合理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加快资金周转,还能在技术鞭策下加快数字化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通过查阅农业行业企业数据得到213个可观测值,运用Stata16.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分指数对农业企业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每增加1%,会引起被解释变量农业企业创新水平平均增加0.356 4%;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每增加1%,分别会促进农业企业创新水平平均增加0.338 8%、0.378 5%。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文章运用门槛效应检验的实证方法，选取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值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地区，而陕北和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率则高于关中地区。鉴于此，提出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推行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意识等措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对金融供给下沉、小微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治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伴随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加速到来,数字普惠金融将深度影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良性格局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普惠金融、政府干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政府干预和普惠金融发展在助力农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选取山东省T市2014—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普惠金融、政府干预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与政府干预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会随着政府干预的增强而增强,政府干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会随着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路径.研究发现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但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会产生总体上的负向影响.一方面,区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削弱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区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对周边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但该作用途径并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投资绩效的影响分析

家庭如何利用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实现家庭投资绩效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中国家庭投资多样性和投资绩效都还不高,家庭风险-报酬比也远远低于国外。所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投资绩效的影响就显得较为重要。通过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4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家庭投资绩效与投资多样性的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家庭投资过于偏好投资性房地产,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不充分。这为中国深化金融改革、扶贫攻坚战略提供了部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基于201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空间影响,并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依赖性,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之后结果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不是纯粹的线性关系,而是具有双重门槛的特征;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也对农村产业融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促进作用都具有双门槛特征。因此,针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因及区域发展差异研究现状与展望

作为传统普惠金融发展的优化产物,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突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地域限制,降低了金融产品的负担和成本,扩大了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范围,并通过数字技术为融资困难群体提供了便利的金融服务环境。然而,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数字普惠金融存在区域差异。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因、影响以及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有助于因地制宜的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统计口径、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多维度均衡化发展,并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使其在提升区域经济增长、改善民间融资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价值

选取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作为样本,以实证方式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上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价值;环境不确定性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及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果更为突出。     

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运用熵值法测度2012—2021年陕西省地级市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各地级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基于陕北、关中和陕南视角探索这一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的促进效应尤为显著,并在剔除省会城市和滞后一期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一作用存在异质性和时滞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关中地区的异质性影响远大于其他地区。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

基于2011—2020年统计数据，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陕西省10个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泰尔指数对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变化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整体在时序上呈上升趋势，发展状况良好；二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发展不平衡，失调区域多分布于陕北和陕南地区，协调区域聚集在关中地区；陕西省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差异明显，差异主要来自区域内差异，同时关中地区的内部差异明显大于陕北和陕南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增收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科技提供金融服务，具备更为广泛的触达能力，从理论上讲，更有利于实现增收减贫。围绕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问题展开，利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现状进行分析，并用各地市 2011-2019 年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内在机理。文章主要结论如下：（1）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低于全国水平，且差距逐年拉大，各地市发展水平分三个梯队，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差异最大。（2）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减贫有显著积极影响，收入增长是数字金融减贫的中介变量。（3）山东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随城镇化、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