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包容性增长评价 ——基于熵值法

基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机会均等、共享发展成果3个维度,选取29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包容性增长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对中国30个省市2013—2019年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评估,同时对各省各区域间的发展差异程度展开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省际包容性增长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大部分省市发展速度较快且发展质量较高;省市间的包容性增长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是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包容性增长发展水平高,中西部地区较为落后,呈现分化现象。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关系

数字经济与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对区域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98个城市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研究表明：①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数字经济水平增速大于经济发展水平;二者均存在空间差异性,下游城市的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均相对较高,上、中游则与之相反。②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整体耦合协调水平实现了轻度失调向初级协调转变;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整体趋势。③耦合协调度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但随时间推移,空间自相关性减弱;耦合协调度的“高-高”集聚区域整体变动不大,“高-低”集聚区域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分布状态,“低-低”集聚区域保持下降趋势。     

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竞争力评价研究

基于GEM模型搭建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熵权法测算2005—2020年天津市制造业竞争力综合得分，使用障碍度模型对评价指标障碍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天津市制造业竞争力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提升速度减缓；天津制造业在追求规模壮大的同时进行着结构调整，但开放水平尚未达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产业结构失衡、创新动力不足、对外贸易低效是天津制造业面临的主要难题。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环境、社会等维度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区域塌陷的多维测度——来自284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通过设计包含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化程度5个方面等维度的区域发展指标体系,并构建区域塌陷指数,从纵向和横向比较视角,对2008—2017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区域塌陷状况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区域塌陷呈现出明显的蔓延趋势和差异化格局.在纵向比较视角下,中国区域塌陷的综合指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并且在分维塌陷指数上呈现出国际化程度塌陷>环境塌陷>综合水平塌陷>人口塌陷>经济塌陷>社会塌陷的塌陷格局.在横向比较视角下,中国综合塌陷型城市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并在塌陷程度上呈现国际化程度>综合水平>社会维度>人口维度>经济维度>环境维度的差异化格局.(2)不同尺度下区域塌陷指数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区域塌陷指数大体上随着城市等级的上升而减小,国家级城市的区域分维塌陷指数表现总体上优于非国家级城市.在纵向比较的视角下,东部地区以及所在城市群区域的综合塌陷指数均高于西部地区,而在横向比较视角下则恰恰相反,东北地区综合塌陷指数则在不同比较视角下均处于塌陷区间.     

外汇、股票、黄金价格交叉高企——三季度国际金融市场综述

2005年第三季度国际金融市场在世界经济预期有所变化的环境下，继续呈现稳定运行态势，价格起伏波折中有惊险无危机。从世界经济增长趋势看。整体经济增长水平继续保持4．3％。美国经济维持3．5％左右水平的增长。欧元区和英国被下调经济增长水平至1．2％和1．9％，前次预期为1．6％和2．6％。日本从0．8％上调为2．0％。其他新兴市场和主要区域经济增长基本保持稳定相对态势强劲。国际金融市场面对世界经济微幅波动的形势，价格风险因素不断上升。主要金融产品和资源产品价格交替上涨。达到近年较高水准，不断刷新纪录。使得金融危机防范心理上升，虽然投机因素继续推动价格调整的波折。但金融应对稳健运行，依然是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第三季度的基本特征。     

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测度分析

城市群作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关中平原城市群,基于协调发展视角对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进行测度分析。先从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4个维度构建城市韧性评价体系,再通过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城市韧性,对城市群整体以及各个子系统进行分析。研究表明：4个维度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经济韧性关中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最显著。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综合韧性较低,且发展不均衡,但近年一直是呈现缓步上升的趋势。最后提出关于城市协调发展、提升城市韧性的政策建议。     

2015—2020年黔中城市群生态格局及生态质量变化研究

黔中城市群位于贵州省中部地区，是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区域，也是贵州省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的重要支撑。为了解黔中城市群近年生态状况，本文选取2015年及2020年两期数据，对其生态格局与生态质量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15—2020年，黔中城市群作为贵州省最具发展条件的重点城市化区域，城镇生态系统呈现较为显著的增长趋势，增长185.97 km²；在经济及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贵州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由森林生态系统、灌丛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空间面积呈较为稳定的轻微增长趋势，增长56.22 km²。黔中城市群生态系统质量良好(多年生态质量指数为68.58)，生态系统类型斑块个数减少，边界密度下降，平均斑块面积上升，聚集度指数上升，整体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     

煤炭型矿业城市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协调性评价——以淮南市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文章运用协调发展模型和剪刀差方法,定量分析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和变化趋势,揭示经济发展因子对生态足迹的影响机制,对城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4年,淮南市整体呈现生态承载力略有下降,生态足迹、生态赤字加剧上升的趋势;万元GDP所消耗的生态足迹波动性下降,资源利用效益逐渐提高;生态足迹和经济发展的变化速率剪刀差从0.001增长到0.66,两者变化速率的分异性显著,生态足迹增长速率有所降低,生态足迹产生的环境压力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不断减轻;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其中2005-2008年属于快速增长期,2009-2014年属于曲折增长期,协调度从极度失调衰退转变为中级协调发展;GDP、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均与生态足迹显著相关。最后,对协调发展模型和剪刀差方法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估,并提出促进淮南市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安徽区域创新与县域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研究

以安徽省国家级创新型县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区域创新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2015—2020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且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变化差异不同;同时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但协调等级较低,说明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并不匹配,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处于不均衡的状态。     

基于包容性增长的企业管理创新研究

包容性增长不仅仅以单纯发展经济为目标,而是以全面均衡的经济发展为导向,同时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寻求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文章认为基于包容性增长的企业管理创新应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内部企业管理创新主要是建设包容性的企业文化和促进员工价值创造力的提升;外部企业管理创新主要强调企业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包容和对社会责任的包容。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

基于2011—2020年统计数据，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陕西省10个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泰尔指数对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变化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整体在时序上呈上升趋势，发展状况良好；二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发展不平衡，失调区域多分布于陕北和陕南地区，协调区域聚集在关中地区；陕西省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差异明显，差异主要来自区域内差异，同时关中地区的内部差异明显大于陕北和陕南地区。     

四川省科技创新效率及其创新生产率变动分析——基于SBM-Malmquist模型

基于四川省2011—2018年21个市（州）的面板数据,采用SBM-Malmquist模型对科技创新效率及其创新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8年四川省21个市（州）的科技创新效率水平较低,且总体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五大经济区之间的科技创新效率差异明显,由高到低依次是攀西经济区、成都平原经济区、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川南经济区;总体创新生产率的变化呈上升趋势,且各市（州）创新生产率的变动有区域集中性特征,相邻城市有相同的变动趋势。     

山西省旅游碳足迹与碳承载力动态关系研究

双碳“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各行业发展提出挑战。山西省作为能源大省，控碳、减碳势在必行，研究山西省旅游业碳足迹与碳承载力动态关系，对于山西省乃至全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意义重大。对山西省旅游碳足迹与旅游碳承载力测度,并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山西省2000—2020年旅游碳足迹和旅游碳承载力动态关系，提出二者协调发展相关建议。研究表明，山西省旅游碳足迹与人均旅游碳足迹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山西省旅游碳承载力总体上升但人均旅游碳承载力波动下降；山西省旅游碳足迹与旅游碳承载力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19年受新冠影响二者之间的协调度水平下降。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农业科技资源投入结构现状及发展动态演变分析

以农业科研机构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农业科技人力资源、农业科技财力资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个科技活动阶段不同分配情况下;在农学、林学、水产学、畜牧兽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间分配情况下所引起农业科技产出的可能变动情况,运用核密度估计函数系统测算2005-2015年不同科技活动阶段财力资源的动态演变。结果表明：农学在各学科领域内占有较为明显的主导地位,各阶段农业科技财力整体投入水平均大幅度提高,其中试验发展的涨幅最大,但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增长较大,而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呈负增长态势;基础研究阶段整体呈现上涨趋势,东北地区对科技投入影响较大;应用研究阶段各地区以及全国范围整体差异呈现负增长。     

广西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测度及差异性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更依赖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2005—2020年各地级市面板数据，借鉴HK经典要素错配理论，构建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模型，分别测算出广西“两区一带”及14个地级市农业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错配的相对扭曲系数。结果表明：广西整体农业资源错配水平偏高，且不同经济区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情况不尽相同；三类农业生产要素错配中农业资本要素错配地区间差异最大；观测期内广西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有不同程度改善，但总体上波动趋势明显；不同地级市间农业生产要素呈现出不同偏向的错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农业资源错配程度，为广西农业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助推广西农业高质量发展。     

张掖市“十三五”规划时期农村人居环境评价研究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以张掖市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农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4个方面构建16个评价指标，采用熵值法对系统层及指标层16个指标进行综合赋权，测度2016-2020年张掖市农村人居环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张掖市农村人居环境发展水平呈“W”形发展趋势，先后经历降—升—降—升4个发展阶段，总体呈上升趋势；系统层中，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权重占比最大，对张掖市农村人居环境发展水平影响程度较大；指标层中，对地膜的使用强度权重占比最高，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发展水平最为关键的指标。基于评价结果，提出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探索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构建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和健全农村生态环境整治长效机制的思考建议，对提升张掖市农村人居环境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构建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长沙市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在2011—2019年耦合协调关系以及演变过程,利用灰色预测GM（1,1）模型对其2020—2023年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模拟。研究结果发现,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发展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且智慧城市发展水平高于生态环境水平;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均分布在0.8~1,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趋于上升发展状况,且到2016年已经达到初级协调状态,但是距离优质协调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2020—2023年长沙市智慧城市—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预计将呈稳步上升趋势。未来,长沙市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

为探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寻找影响两者协调关系的因素,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黄河流域9省区2008—202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化,并结合障碍度模型进一步探讨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大,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空间分布不均且省区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的特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成为影响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