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经验证据: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抑或社会资本

本文借助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分析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显示,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和贫困程度都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而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增加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具有正向作用,但人力资本对不同收入组边际贡献的差异证明其确实是拉大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其对中高收入者作用更加显著,而物质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明显。通过加入经济合作组织或者有稳定的工作将非常有效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说明由于社会网络异质性带来的社会资本能够改善少数民族收入差距问题。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理研究——以兰州市安宁区为例

[目的]通过探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资金资本、物质资本4种常见生计资本及失地农民因征地补偿所特有的自然资本补偿对失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直接影响路径和间接影响途径,以期为其他生计研究及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基于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入户调查数据,采用熵值法从失地农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生计多样性、保险覆盖率及家庭劳动力就业率4个角度构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评价体系,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中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分析生计资本对被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影响机理。[结果](1)人力资本、自然资本补偿和资金资本是主要直接驱动因素,对安宁区失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2)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主要通过间接路径对可持续生计产生有限的影响;(3)人力资本、自然资本补偿与其他3种生计资本之间存在多种内在影响,最终通过资金资本对生计产生的间接效应。[结论]针对失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分析,应使用自然资本补偿替代自然资本,5项生计资本对于该群体生计可持续性影响在程度以及驱动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     

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民增收吗?——来自江苏沭阳的证据

本文利用江苏省沭阳县1009个花木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电子商务采纳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电子商务采纳能够对农户农业收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利润率和销量的提升构成增收效应的来源机制;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加剧了农户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资本禀赋状况是导致电商农户增收差异的重要因素。政府应继续缩小互联网接入可及性的差异,为更多地区的农户创造良好的电子商务创业环境,同时要有意识地向贫困地区和弱势农户进行政策倾斜。     

脱贫农户的收入不均等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幕阜山区S县的证据

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后,以收入不均等为代表的相对贫困问题会进一步凸显出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以及全力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缓解脱贫农户收入不均等状况将成为当前“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文章基于幕阜山区S县调查数据测度当前脱贫农户收入不均等状况,探究影响其收入不均等的核心因素。研究发现:脱贫农户收入不均等状况较脱贫前有较大缓解,但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系数的绝对值仍处在偏大的区间;同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等因素对脱贫农户的收入不均等状况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为此,要注重农户人力资本的培育、社会资本的巩固和物质资本的积累,确保脱贫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能力稳定提升,进一步缓解收入不均等状况,实现稳定脱贫的目标。     

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2~2010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建立了以农村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以考察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第一,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二,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后,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高于第二门槛值时,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第三,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农业信息化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普遍偏高,并且农业信息化和农村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偏高的省级行政单位也倾向于具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农业生产集聚能否促进农民增收——来自淡水养殖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农业生产集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并以淡水养殖为例,利用村户对接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农业生产集聚和生产技术服务产生显著的交互作用,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相比技术推广服务,农业生产集聚和生产外包服务的交互作用更强烈;农业生产集聚和合作社组织模式产生显著的交互作用,促进农民增收,而农业生产集聚和"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没有产生显著的交互作用;农业生产集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来自淡水养殖的经验证据显示,当集聚程度低于门槛值0. 7619时,集聚对农民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当集聚程度高于门槛值时,能够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并且随着集聚效应被激活,农户个体差异对养殖收入的影响被削弱。     

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西部贫困地区贵州、云南和陕西6个国家级贫困县1368户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发生不同渠道借贷对其纯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正规借贷对农户的纯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规借贷对农户纯收入影响不显著。通过进一步分析显示,正规借贷对非贫困户纯收入水平的促进作用大于贫困户。因此,以政府为主导的正规借贷可能已经拉大了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其中,包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资本禀赋状况是导致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使用正规借贷后出现增收效应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应继续完善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系,营造良好的外部生产环境,同时要加快贫困户资本禀赋培育的步伐,努力提升贫困户的内生发展动力,缩小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     

家庭禀赋对农户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需求影响研究

基于浙江省丽水市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户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需求及其额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户对贷款有需求;农户存在以中长期生产性借贷为主的潜在贷款需求特征;家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均是影响农户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需求的因素;公益林大户相对于公益林小户贷款需求意向更为强烈;家中发生大事、政府贴息、贷款期限、林权抵押贷款经历均对农户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需求和需求额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贷款用途限制对农户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需求和需求额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政府机构应鼓励各地加大贴息力度,为农户提供融资增信,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农户应注重自身资源禀赋的积累和利用,政府及各地基层、相关金融机构应加大金融宣传力度。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探求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权属管理新路径。研究方法:采用熵权改进TOPSIS法量化评估农户生计资本指数,运用双重差分计量法分析权属调整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实施权属调整后,农户生计资本指标的双重差分值提高了0.056;权属调整对农户生计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显著提升农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且平原地区实施权属调整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效果高于山地地区。研究结论:应以完善权属调整法制建设和规范管理为保障,建立权属调整与适度规模经营的联结机制,依据自然禀赋特征实施精准化、差别化的权属调整模式,为农田集中连片、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创造条件,从而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目的 通过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为构建和完善积极有效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减少宅基地退出引发的社会矛盾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构建了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指标评价体系,基于江苏省徐州市的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水平和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 （1）从总体样本来看,宅基地退出提高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且主要体现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的提升;改善了生计资本结构;（2）宅基地退出对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宅基地退出提高了低收入农户和中收入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改善了中收入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但对高收入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及生计资本结构均未有显著影响。结论 总体上看,研究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生计资本结构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农户退出宅基地后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压力仍然较大。     

种粮大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规模化程度差异下的视角

本文利用古典经济学理论解释了规模化程度差异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随机前沿函数测算三组不同规模化程度种粮大户的技术效率并用效率损失模型估计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三组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认为,低、中、大三组规模农户平均技术效率分别为0.78、0.78、0.77;人力资本对三组农户技术效率均有影响:年龄和技术培训对小规模农户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对中、大规模农户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社会资本主要影响中、大规模农户技术效率:村内强关系网络、组织化程度、信任和团结提高中、大规模农户技术效率,参与公共事务对大规模农户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村庄外部强关系网络降低大规模农户的技术效率。     

贫困区农户生计资本组合对收入影响的优化效应分析——基于陕西778份农户调查数据

生计资本之间同时存在协同效应和替代效应,在短期内较难变动资本数量的情况下,优先扶持具有协同效应的资本,优化资本结构,是改善农户收入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陕西778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采用多元回归计算生计资本之间的协同效应和替代效应,然后结合图论剔除替代效应指标筛选具有协同效应的关键资本,最后应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生计资本结构优化前后的收入效应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自然资本与其它生计资本在促进农户收入增长方面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其中与社会资本总替代效应较为明显(-0.051),较高的机会成本使得自然资本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2)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只有协同效应(1.047),与其它三类资本同时存在差别较小的协同效应和替代效应,表明物质资本在资本结构优化中处于关键地位;(3)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只有协同效应(1.182),并且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者之间协同关系较强,替代关系较弱,表明这三类资本存量的增加是农户可持续的收入流量产生的重要资本;(4)综合而言,通过优化资本结构,增加资本间的协同性关系,能够显著促进农户收入水平的改善(0.110)。     

土地流转、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反事实”框架的实证分析

土地流转在促进农户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可能伴生收入分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数据,使用Heckman处理效应模型和反事实模拟分析法,考察了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及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发现,土地流转一方面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但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原来的低水平均衡,带来农村收入不平等扩大,相较于未发生土地流转情境,土地流转情境下农户的收入不平等指数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土地流转对高收入农户的收入促增效应大于低收入农户,以及低收入农户参与土地流转面临更高的"进入"门槛,是土地流转会扩大农户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据此建议,政府在积极培育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的同时,相关的制度设计还应有意识地向贫困地区和弱势农户倾斜。     

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自然资源依赖研究——以湖北省保护区为例

本研究建立了生计资本和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估指标,利用湖北省四个保护区抽样调查的128份农户问卷,评估了不同生计资本下农户的自然资源依赖度,得出: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收入占家庭全年总收入的28%,农户食物依赖自然资源利用的比例为42%,农户能源支出中依赖于自然资源的部分占27%。人力资本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低和身体状况较差的家庭,食物依赖度和收入依赖度越高;社会资本各变量对农户的自然资源依赖度没有显著影响;自然资本中,农田面积大小同农户的食物依赖度和收入依赖度呈正比;林地面积大小同农户的能源依赖度呈正比;物质资本中,房屋面积较大的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较低,家禽家畜越多的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越高;金融资本中,家庭总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越低。     

乡村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农户参与农村环保公共品合作供给——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实地调研的810户农户数据,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农户个体社会资本和村域社会资本进行了测度,接着采用分层模型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参与农村环保公共品合作供给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关于环保公共品合作供给总体意愿水平约为79%,且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合作供给意愿相应增强。空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户参与环保公共品合作供给意愿的差异中有19.2%来自村庄间社区环境的差异。随机截距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合作参与的认知、农户社会信任、农户社会网络、村庄经济、"搭便车"现象、村域社会资本是影响不同收入组农户合作供给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组中存在差异;且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资本对合作供给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     

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

科学评价农户受到征地外部冲击时生计能力的变化是帮助失地农户改善生计的前提,本研究提出一套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生计能力的方法,并利用该方法评价失地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研究表明,采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并利用因子分析及因子综合得分方法,能够解决失地农户生计资本指标选取和权重设置的难题,从水平和结构两维度较好地评价征地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总体上征地后农户的自然资本显著小于征地前的水平,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则显著大于征地前的水平;征地在直接降低每个农户自然资本的同时,并不必然增加每个农户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仍有一定比例农户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发生下降;征地对农户的社会资本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在考察期内具有稳定性;征地后农户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紧密性降低,而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紧密性提高;农户征地前的生计资本对征地后的生计资本存在正向影响,但各个维度的影响重要性存在差异。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

本文利用2006年北京地区1452名外来务工人员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迁移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而社会资本在总体中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笔者发现了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家庭关系与老乡关系对于女性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有显著影响.同时,我们还发现对西部地区的男性迁移劳动力而言,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带来收入的提高.     

生计资本对农地整治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研究 ——基于路径分析与组态分析的双重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探讨5类生计资本影响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多重并发机理和因果复杂机制。研究方法: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和基于模糊集的组态分析。研究结果:(1)社会资本(β=0.355,p0.001)、人力资本(β=0.243,p0.001)、自然资本(β=0.110,p0.001)均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的有效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净效应,金融资本(β=-0.199,p0.001)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的有效参与产生显著的负向净效应,而物质资本(β=-0.063,p0.05)的净效应并不显著;(2)社会资本是驱动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3种生计资本构型包括:同时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缺乏的情景下,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本;在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缺乏的情境下,具备良好的人力资本。上述3种组态构型的解释一致性(充分性)分别为0.833、0.815和0.806。研究结论:需要以3种构型为基础,针对农户的不同生计资本组态,设计基于生计资本结构的精准农地整治推进机制,拓展农地整治项目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策略。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 ——基于匹配倍差法估计

研究目的:探讨PPP模式农地整治和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分别对建档立卡户和非建档立卡户的减贫增收效应及其差异。研究方法:可持续生计框架、问卷调查法、匹配倍差法。研究结果: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对非建档立卡户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但增加值较小;PPP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作用,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PPP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政府主导模式。研究结论:应重视农地整治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PPP模式农地整治的扶贫,完善相关政策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同时加强农地整治扶贫与其他精准扶贫手段相结合,以促进农地整治项目区内农户全部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