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

本文基于1997—2012年全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短期看,相邻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但长期看,则会抑制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农村金融发展对于贫困减缓还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此外,农村经济发展抑制了农村贫困减缓,而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有利于减缓贫困。     

农业科研投资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的空间同质性假设难以解释农业公共投资与贫困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此,本文研究基于199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考察农业科研投资与农村减贫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明显,但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空间外溢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解释了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门槛特征,即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提高而降低。     

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农村减贫效应:来自广东的实践

从服务广度和深度构建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模型,并探讨其农村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鉴于广东经济体量较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使用2013?2018年全省20个市(除深圳)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东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得益于服务广度、深度延伸以及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全省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显著,而收入分配的间接作用不显著。珠三角金融资本存量较高,金融的横向化和纵向化均有显著减贫效应,而粤东西北地区的农村减贫主要依赖于金融的有效覆盖。     

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 ——省级层面的实证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10—2018年中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特征。研究结果：（1）中国的贫困发生率、耕地流转面积在省域层面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贫困发生率与耕地流转面积之间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2）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省份的农地流转会间接促进本省的农村减贫;（3）农地流转促进农村减贫的过程存在门槛特征,在农业生产效率及经济发展水平两个门槛解释变量下,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分别呈现出持续上升和先升后降的特征;（4）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在农林牧渔总产值较低的省份中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更强,而在农林牧渔总产值较高的省份该作用则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要解决好中国的贫困问题应全面统筹,注重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全国各省农地有序流转,促进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实现全面脱贫。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农户脱贫?——基于CFPS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FPS2018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地区农户脱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两种贫困维度下,非正规金融均能正向显著地促进农户脱贫;上述脱贫效应对不同类型农户、不同地域存在差异。结果显示,从农户类型来看,非正规金融对农户的脱贫效应集中在非农户中;从地域划分来看,非正规金融主要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户存在显著的脱贫效应,而对东部地区无显著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对我国非正规金融规范发展和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吕梁山区20个贫困县的经验分析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已经步入攻坚阶段,金融扶贫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良好成效。但集中连片贫困区面临金融服务的门槛效应与排斥效应,传统金融减贫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因此急需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以达到金融减贫效果。本文首先对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减贫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运用吕梁山区20个贫困县的2010~2017年数据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对集中连片贫困区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农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和社会保障力度等因素干扰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发挥。最后,从普惠金融的广度与深度、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和政策体系、居民消费结构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与社会保障方式调整等方面提出促进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政策措施。     

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

自2007年8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普惠金融便成为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重要举措。本文首先分析了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三个维度,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广度、深度及强度,且长期纾解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同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的纾解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会被削弱;通过测度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时域和空域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一步证实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会削弱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     

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与缓解相对贫困

文章基于CFPS2018年微观农户数据,从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Probit和门槛模型分析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能够明显减缓相对贫困,但其减贫效果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较低时(14.29%~20.00%),其对这部分家庭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较高,超过这一占比,减贫效应有所减弱;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可以促进收入增加、降低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减缓相对贫困。因而,应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持续做好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帮扶工作。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旨在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期准确估计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方法]文章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设置邻接、地理和经济3种空间权重矩阵,实证检验了2007—201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结果]（1）我国省域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均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在邻接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得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17%,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36%;在地理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23%,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29%;在经济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将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315%,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192%。[结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有利于本区域内的农村贫困减少,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来缓解相邻地区的农村贫困。     

经济、人口视角下的城镇化与贫困：线性与U型关系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城镇化是影响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关键要素,对于城镇化和减贫之间关系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方法 文章基于1999—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分别从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角度出发,对城镇化和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结果 （1）城镇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均能有效降低农村贫困程度。（2）人口城镇化与贫困之间呈U型关系,而经济城镇化对贫困的影响是单向负相关。（3）我国城镇化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明显,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城镇化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更显著。结论 城镇化是减贫的重要途径,但过度的人口城镇化会加剧贫困,城镇化减贫的重点在于与人口城镇化相匹配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同步提高,方能达致减贫。所以应全面提升城镇化规划的科学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合理推进城镇化的减贫进程。     

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人口的减贫效应

农村地区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减缓农村人口贫困,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作者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出发,构建理论模型,在计算各省份农村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2015年全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控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受教育水平、农村就业水平以及财政支农水平等外部变量,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人口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即随着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人口贫困现象显著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作者指出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小型微型金融机构,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8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并从结构和区域两个角度考察这种影响的异质性,此外,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且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减缓效应高于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来间接缩小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加快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优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推动西南西北地区协调发展、加大西部农村地区扶持力度的建议。     

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基于教育层级与门槛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公共教育投入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率,是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文章采用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教育层级以及门槛效应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教育层级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中等职业教育公共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最大;各个层级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同时大部分地区公共教育投入均未突破门槛值和达到"拐点";公共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因此,有必要优化不同教育层级之间的投入,并适度扩大职业教育投入,同时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减缓——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动态面板模型

文章利用新疆30个贫困县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检验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减缓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新疆30个贫困县的金融发展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随着金融不断深化,其对贫困减缓会出现先制约后促进的效应;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显著减缓贫困;但由于金融门槛效应和非均衡发展制约了人力资本投资,弱化了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减贫效应。因此,新疆要创新金融扶贫机制,同时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和职业培训,在此基础上发挥二者对贫困减缓的正向协同效应。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本文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贫困发生与否、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农户和社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形的回归分析中均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如何进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金融地域性排斥会扩大收入水平的地理差异,而金融包容通过降低融资门槛、提升金融减贫效应、改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和促进城乡经济包容性增长等路径有利于弥合地域间收入分配不平衡。通过构建包含金融服务渗透性、可得性和使用性的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发现:我国当前金融包容度整体偏低,东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中西部远低于东部。使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包容度的提升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弥合作用;其作用大小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性,金融包容度更低的地区,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的边际效用更大,金融包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对北方七省（自治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文章基于我国北方7个省（自治区）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具体是分别从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3个维度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其中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广度。在进一步分析农村居民的不同收入水平后,发现居民收入水平不同则其消费水平不同,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性,其对于收入水平在尾部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程度高于收入水平在中部、头部的农村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