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工潮”的思考

<正> 80年代中期开始的我国农民的分化流动,突变为近年的“民工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已成为明显的社会问题。因此,研究、疏导和化解“民工潮”,就成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民工潮”与“正常的农民分化流动”这两者虽然都是一种移位的现象,但后者是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民在地域、职业、身份等方面出现的渐变现象,规模适度,比较有序,带来的社会问题较小;前者则是超越生产力状况、超越现实需要出现的盲目无序、规模过大的骤变现象,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和较多的社会问题。列宁早就指出:“农民的分化过程同时也是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过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37页)     

探析“民工潮”问题的成因与解决途径

“民工”是一个独特而矛盾的过渡性群体 ,“民工潮”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开始松动而又未解体的特殊背景下的产物。文章对“民工潮”问题的成因以及解决途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 基于劳动力市场管制视角的分析

自2004年春开始,曾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多年的民工潮逐步被以农民工短缺为特征的民工荒所取代.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转变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农民工由富余到短缺,其实是一种使多层次矛盾得以凸显的劳动力市场现象.从劳动力市场管制角度看,民工荒现象凸显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管制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和管制失灵;而要破解民工荒,改善对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农民工市场的管制,无疑是一种必然选择.本文从劳动力市场管制视角对民工荒现象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产生原因及解决对策做一分析.     

“民工荒”的成因和对策探析

“民工荒”代替“民工潮”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现象。“民工荒”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表象因素,又存在着深层次体制因素。消除“民工荒”,从长期来看,需要逐步消除传统的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体制,进行体制创新;从短期看,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梯度转移,加大对民工的培训力度等。     

民工潮:起源、效应与对策

民工潮根源在于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利益比较;它的出现与发展不仅对农村与农业经济具有正面影响,而且对城市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和流动,因势利导,创造条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各方共赢.     

基于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模型改造

刘易斯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长期低工资水平下的“民工潮”现象,但因其剩余劳动力完全同质的假设而无法解释我国当前发生的“民工荒”现象。本文依据“保留工资”高低将民工分成若干个类别,从而构建了一个基于民工异质的民工市场模型：经此改造的刘易斯模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能够同时解释“民工潮”与“民工荒”的统一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民工潮”与“民工荒”有可能交替发生,显示了破解当前“民工荒”问题的根本之策是提高民工工资,表明了“刘易斯拐点”在我国还远未出现：     

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与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化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和城市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外资产业在东部沿海的产业集聚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共同推动了"民工潮"现象的出现,外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民工荒"的产生,而现阶段快速城市化及由此导致的农民工转型已成为"农村空心化"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政府可利用外资产业梯度转移的战略机遇加快解决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性,并积极推动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形成有利于城乡统筹的制度安排,最终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均衡发展。     

解析中国"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

不同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前者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90年代以后规模急剧扩大.     

第二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与市民化诉求

第二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阶段“民工潮”的产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城市为坐标,意识和行为已接近城市人;他们强烈渴望市民化,实现同城待遇。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也是促进城乡和谐建设的重要途径。政府和社会必须从职业生存、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入手,推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城乡收入差距与有效需求：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模型

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有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二是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持续,那么,这两种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国内理论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尚未在理论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图式,将城镇,农村视为社会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通过二者收入的对比,提出一个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有效需求的理论框架,以期以我国调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和扩大内需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态势及其区域差异

新的信息技术(ICTs)社会扩散的不均等性成为地区信息化发展的障碍之一,这种不均等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广大农村地区的差异亦非常显著。作者从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网民发展、涉农网站建设等角度出发,通过宏观与中观区域视角剖析了农村信息化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固定电话、电视机与移动电话普及率的东、中、西差异不明显,而家用电脑普及率的区域差异最大,说明家用电脑拥有率是造成农村信息化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农村网民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且增长速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网民的东西差异会继续增大。从中观省域层面上,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拥有情况与居民纯收入呈明显正相关,并且家用电脑拥有水平与收入相关性最高。     

老龄化、社保缴费与企业诞生*

本文分析了我国不同经济区域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轨迹,发现经济发达地区老龄化出现下降趋势。测算不同省份企业的最大社保缴费能力和缴费负担,发现我国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过重。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社保缴费对不同省份、不同行业企业成立数量的影响,发现社保缴费能力对企业成立数量有正向影响,社保缴费负担则有负向影响,统计显著但影响力较小。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合理划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社保负担的政策建议。     

蒙中经济区区位条件及其开发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阐述加快开发蒙中经济区的战略意义、分析蒙中经济区矿产资源、社会经济条件和地缘等区位优势以及水资源、自然生态环境和地区二元结构等制约因素,提出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蒙中经济区发展规划制定实施管理协调专门机构、健全机制体系、适当扩大城镇辖区和优先发展乡村教育事业等加快蒙中经济区发展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本文依据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实践、全面论述了农村工业化的兴起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等贡献。     

Growth of villages in China, 1990–2002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growth disparity among Chinese villages between 1990 and 2002. By estimating a growth equation, first, we confirm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f the initial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s well as the initial condition of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Second, social capital measured by the degree of stable social relations at the village level is also a significant growth-promoting factor.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are that public policy promoting social stability in rural area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s well as increas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rural edu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in lower income regions.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 理论框架：基于制度文化的视角

本文基于制度文化的视角,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指出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应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三个组成部分。而借鉴制度文化与制度的一般性关系,有利于弥补现有研究仅仅局限于经济学视角的不足,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探索方向,即政府执政理念影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政府设计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要符合传统文化特点,政府推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要与传统文化协调一致,政府应承担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创新中制度环境建设的责任。     

中国农民工消费市场解读——金字塔底层的财富

理解、把握并满足中国农民工消费市场的需求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商业模式的创新、贫困人口的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缓解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消费决定于"经济效应"和"身份效应"两种机制,前者主要影响他们的私人消费,后者则影响他们的集体消费或福利消费状况。依据2010年上海农民工的调查情况,笔者描述了该消费市场的人群特征、消费结构和消费种类,并总结出相应的消费特征。文章最后指出商业机构应该重视这些金字塔底层的消费者和规模巨大的财富。     

权利配置、契约完备、政府约束视角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化发展研究

中国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为核心的小农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竞争能力日渐不足,组织化发展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提高农民收入的一条可行之路。诸多研究表明,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的组织化发展是以权利配置、契约完备和政府约束的组织化为核心。以此为起点,本文首先探究了制度组织化提高供求竞争性均衡的机理,之后深入研究了中国农村经济中农地流转、农民合作、农产品流通、农业生产和农村金融服务五个组成部分中权利配置、契约完备和政府约束三个方面的组织化水平及其与农村经济供求均衡的适应度,最后给出了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工业发展对村域经济影响的时空演化——基于巩义市回郭镇21个村的调查分析

选取巩义市回郭镇21个行政村为样本区域,分析农村工业发展进程对村域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工业对村域经济整体实力提升、劳动力就业规模扩大、农民收入提高、村域农业、餐饮服务、商品流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其影响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农村工业发展通过"旁侧效应"和"回顾效应"一方面使农业劳动力移入非农产业,另一方面农民对生活质量和生活标准的更高要求客观上需要加强对农村社会、文化、教育、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没;村域工业发展在不同尺度上产生各异的区域效应.     

银行业竞争、客户筛选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传导机制与实证研究*

村镇银行承担着支持“三农”和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使命,但关于银行业竞争对村镇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少。利用江苏省县域村镇银行2008年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在数理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银行业竞争对村镇银行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显著降低了村镇银行的财务绩效,但显著提升了社会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改变村镇银行市场定位和客户筛选行为的作用机制,影响村镇银行经营绩效。因此,应坚持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并建立更加精准的补贴机制,促进村镇银行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提升社会绩效。